这个春节，在福建打工的望女士最终还是决定不回老家过年，是不断加码的“人情债”让望女士对回家之路望而却步，她算了一笔帐：不回家可以省下近1万元。
人情成债，望女士的故事不是个案。华中科技大学一项研调发现，部分乡村地区人情风俗异化：项目剧增，礼金暴涨，部分农民举债送人情影响生产生活，离了规矩、丧失功能、淡化意义的人情仪式，“良俗走向恶俗”。、
近几年高额礼金达到2000元。（取材自人民网）
礼金涨 从个位数飙至两千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连续5年组织老师和研究生在春节期间返乡调研，在华中、东北等10余个省，近百名80后、90后三农研究者们把目光投向自己家乡。
博士生班涛的家乡属于江淮平原皖北一个普通农业型村庄，外出打工是很多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在班涛的观察中，人情支出快速上涨悄然发生在最近3年。
礼金标准的增长是乡亲们感触最多的一点。3年以前，同属于一个自然村、关系一般的村民礼金标准在50、60元，关系近一些的邻居、朋友礼金普遍在100元，关系最近的兄弟姊妹则在500~600元。
3年来，这一标准普遍上涨了一倍左右，关系一般的村民礼金标准被抬到100元，关系最近的兄弟姊妹达到1000元以上。传统以情感互动为基调的“送情”，变成了“送钱”为主。
博士生姜红的老家在湖北荆州地区一个乡镇，在老家，关系好的村民送的礼金称为“白人情”。她的统计显示，16年来，老家的人情礼金迅速上涨。以考上大学的升学宴为例，2000年时，白人情还只有5~10元，而今已经看不到两位数的礼金；叔伯、姨妈一类至亲在当时刚刚上涨到100元的标准，几年前，这个数字已经统一为2000元以上。
其演进的逻辑为，在外工作或打工先富起来的人提高礼金标准，同一层次的亲属不得不勉力逐步跟上，同时每一次的回礼中，按照人情往来的规矩都需要加码，由此扩散，一来二往滚雪球，在一定范围内自然水涨船高。
项目增 母猪生崽也办酒席
人情项目的增多则让研究者们在回归家乡的调查中目不暇接。
按照传统习俗，只有小孩“喜十”（小孩出生十天办酒）或满月、年轻人结婚、男性高寿、老人去世这些项目才会办酒席，但现在人情项目年年增加，人情的无序化凸显。
副研究员桂华对湖北秭归农民办酒席的名目做了一个梳理，2000年以后人情风俗开始变化，最近5、6年尤其明显。如今秭归农民办酒席的名目大致包括：娶媳妇、嫁女儿、老年人去世、盖房子、卖房乔迁、店铺开业、考大学、参军、生孩子、孩子满10岁、成年人36岁、50岁以后每10年过生日等，有10余项之多，数以倍增。
母猪生崽要办酒、建房子修一层办一次、服刑人员归来也办酒・・・・・・，几年来，研究者们在各地听到这样的故事都已经见怪不怪。
办酒席的传统观念也在逐渐被打破。原来农村只有初婚才会办酒席，现在很多再婚的夫妇也摆酒；以前只有考上一二本学校才好意思请考学酒，而今被戏言“不论考北大清华还是北大青鸟，都请客”；原本只为男性高寿老人庆祝的寿酒，也开始为女性老人过，而且年龄要求越来越低，从最初的80岁，降为60岁。
酒宴名目增多的同时，送人情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元。
在姜红的老家，很多酒席都搭配有礼金以外的其他花销。婚礼酒席上长辈要送鸡蛋钱或压箱钱，金额多与礼金金额相当；考上大学以后，至亲不仅要送礼，还要给路费；白事上，除了送人情钱，侄男侄女、外甥外甥女在出殡前夜，要跟着和尚“圈香”，圈一次一个晚辈要么给100元以上的“香钱”，要么买价值相当的一条菸，一个晚上大概圈3次左右，一户的成本又要增加300~400元。
负担重 为了人情 家徒四壁
走了十余个省，博士三年级学生刘成良发现，近些年即使在最贫困的地区，农民的家庭收入也有很大的提高。但随之而来的怪现象是，农民的存款和家庭中用于发展方面的支出并没有增多，相反在人情上的开支反而越来越大。
秭归是国家级贫困县，调查显示，农民家庭收入中约有三分之一用于人情支出，部分家庭甚至达到一半。“当前国家确定的贫困线是人均年收入2736元，秭归当地正常家庭的人情支出高于贫困线五倍以上。”很多调查对象都反映，“我们这里绝对贫困的很少，多数是相对贫困”。
人情负担过重，很多农民家庭缺乏发展积累甚至是入不敷出是一大重要因素。刘成良对走访中的一个家庭“人情成债”印象深刻。这家人还住着30多年前盖的土坯房，家徒四壁，唯一的电器是一台不到20英寸的老款电视机，“但就是这样的家庭一年人情支出也在5000元左右，借债送人情成为必然”。
大多数家庭为了平衡收支，都会尽量地三五年就找一个人情名目办一场酒席。一户家庭，父亲为了支持儿子买车，想出一个办法，对外说自己要办70大寿，收了3、4万的礼金，“其实他才67岁”。
而在一个人情异化严重的乡镇，有一户感觉到人情压力实在太大，一个给自己送过一万元人情钱的朋友办酒席，没有还礼，对方就上门来把一万元要了回去。
礼钱转手又送出 人人皆输
学生雷望红将此总结为一个人情压力下乡村社会无法自拔的怪圈----一方面都在感叹人情压力大，没有挣到钱，又都在争相办酒席。不办酒席的人要给人送礼，办酒席的人挣了钱又很快给人还回去了，最后根本留不下钱。
“能否选择有些人情不走呢？”雷望红也曾问过自己的家人。
家人的答案充满无奈。远亲不走都没事，但这只是少数，大多数要送的人情住得近，本来一直有来往，有人办酒你不去，“不只是一家人情断了，谁都会看不起”。
礼钱最后都耗费成为酒宴和鞭炮，每个家庭事实上都成为人情往来的输家。
异化的人情风，也在改变着乡村的生态。传统的农村酒席都是在家里办，洗菜、招呼客人等都由左邻右舍过来义务帮忙。但随着打工经济带来的村庄人口流动，帮忙人员减少，在饭店办或者请“一条龙”队伍方便快捷，一经兴起又因为被赋予了“场面”“省事”的标签而被更多村民接受，“互帮互助的温情随之消失”。
由于办酒席能够赚钱，因此诸如老人去世等白事，也可以成为子女赚人情钱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有子女会专门抢著给老人办白事。秭归有一户三兄弟，母亲去世了，去世前跟着老大生活，应该是老大家办白事，但是老三提出想在他们家办白事，老太太的葬礼前，两兄弟大吵了一架。
在贺雪峰团队的调研中，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不少人情礼金攀升达到顶点后轰然崩塌的案例。一直在互相走动的人之间，一方无法承受时，不是回归到人情正常往来，而是“变成了突然之间不再有任何来往的沙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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