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外交官从何而来？

近代中国外交官从何而来？再进一步追问，可细化为系列问题：在推崇“君子不器”、淡化专业技能和职业分类的科举制度下，在传统的官僚系统之中，外交官是如何被选拔出来的，这种选拔方式对外交实践有怎样的影响？外交官群体是如何产生，他们的实际权力与功能如何，又有怎样的出路？科举制度停废之后，国家如何选拔外交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国内反帝废约之声空前高涨，南方高呼“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联苏为基础筹备北伐，试图依靠实力为后盾，推动废约；北方则在此之前，就一直致力于旧约的修正。1926 年初，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成立专门小组，将1842 年以来中外不平等条约的各项条款，按类别进行编辑，希望爱国人士借以研究参考，以便在修约问题上，为舆论作先声、替政府作后盾。在该书的序言中，汪大燮用简略的语言概述近百年中国外交史，称言：

中外互市，由来久矣，往往于怀柔之中，隐寓防闲之意。清道光间，兵衅既开，海禁渐弛，名为自我开港，实已由彼要约。降及咸同，国势益弱，门户洞开。其时我国当局订约议款，不谙外情。凡属外人事项，强半诿诸外人处理。外人得乘此时会，威胁利诱，扩张特殊势力，于是种种不平等条约遂以发生。光绪甲午庚子之变，迫于城下之盟，所订诸约以视前约，更变本加厉。无互换之利益，负片面之义务，我国于国际地位竟成万劫不复之势。

汪大燮

汪大燮发迹于总理衙门，历任清驻英公使、外务部侍郎、中华民国外交总长、署理国务总理，亲身参与或见证了自甲午之后中国多项重要的外交决策。与一百年来我们听到、看到的论述不同，汪大燮未将众多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之责诿诸列强，与此相反，他将国权的损失，归因于政府轻易以权授人。作为外交当局的一员，汪氏“不谙外情”“乘此时会”八字，实饱含深刻的自省与检讨之意。当“兵衅既开，海禁渐弛”之时，接受要盟尚属可原；但咸同以降，清朝建立起办理交涉的总理衙门，并向国外派驻常任使节，中国外交官由此出现，何以数十年间仍不谙外情，予外人以可乘之机？孔孟有言，“君子求诸己”，又说“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当日深悉外交内情之人，多有此痛彻心扉的自省。本书的问题亦从此产生。

问题的提出：

近代中国外交官从何而来？

传统中国有着自己的天下观和四夷观，遵循自有的方式与秩序，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晚清自五口通商，海禁大开，传统中国天下观以及与他国交往的模式遭受冲击。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朝被迫接受了包含着完整近代国际秩序内容的《天津条约》，中国开始进入“国际大家庭”。这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在1861 年清朝成立“专办外国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下简称“总理衙门”），以及在1875 年之后，陆续向海外派出常驻公使。总理衙门曾被当时欧美外交官称为中国的外交部（Foreign Office），在中外人士心中，它与中国传统国家机构大不相同，人们对它即将发挥的作用充满期待；总理衙门成立后，为因应邻国崛起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以及保护海外侨民的现实需要，积极筹备向海外派遣常驻使节，并在1875 年将该计划付诸实施，清朝的驻外使节开始承担搜集情报、保护侨民、购置机械、学习洋务的使命。

就中国外交史而言，晚清至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是近代中国外交产生及发展的时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成立的总理衙门，在最初几年对外交涉中，运作相对高效且处事适宜，但随着时间推移，教案频繁发生，边疆危机不断，国家安全无法保障，而面对这一切，总理衙门常处置失当，驻外公使则庸碌不为，在交涉中越来越显出无力，清朝外交亦每况愈下。首先是马嘉里事件后被迫接受《烟台条约》；之后又无法阻止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发生，战争失利后，国家利权接连丧失；到后来，更酿成庚子事变，清朝被迫接受极端损害国权的《辛丑条约》。这些事件的发生，自然不能全然归因于清朝外交官员，而与当时世界局势和清朝的政经环境相关，但正如当事者所检讨的那样，总理衙门、驻外公使在此期间的无作为以及清朝外交的失败却是不能否认的。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通过当时外交官的努力，外交局面有了很大改观。尽管当时政局动荡、国力微弱，北京政府的外交官却周旋于大国之间，活跃于外交舞台，尽可能地避免国家利益受损，甚至适时利用机会，挽回国权。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华民国继承晚清的政治遗产，民国初年最为活跃的职业外交官，如我们熟悉的胡惟德、陆征祥、刘式训、陈贻范、施肇基等人，便都是来自前清。

对晚清及民初外交进行检讨，似须首先回答如下问题，即近代中国外交官从何而来？再进一步追问，可细化为系列问题：在推崇“君子不器”、淡化专业技能和职业分类的科举制度下，在传统的官僚系统之中，外交官是如何被选拔出来的，这种选拔方式对外交实践有怎样的影响？外交官群体是如何产生，他们的实际权力与功能如何，又有怎样的出路？科举制度停废之后，国家如何选拔外交官？

本书就是为解答上述疑问而进行的尝试。其基本思路是，将晚清总理衙门及由其改组而成的外务部官员，以及驻外使团成员这一庞大的外交人员群体作为考察的对象，通过发掘、搜寻、整理总理衙门大臣、章京，驻外公使、参赞、随员、翻译官，外务部大臣、丞、参议、司员的众多履历及生平史料，探究他们的来源、选任、迁擢、群体演进等诸多问题，描绘近代外交官出现和初期成长的经过，经由人的角度，进入制度研究，尽可能地使停留于纸面上的制度具体、流动起来。

《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 李文杰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简介：近代从事西式外交的官员产生于科举的道路，他们是如何“适应”外交这种全新的“职业”的？如何理解清朝外交机构的运作方式与特点？作者从清代档案中钩稽总理衙门、外务部及驻外官员的履历资料，考察其出身、选任、升迁、去向、群体演进等系列问题，构建并展现出晚清外交人员从起源、发展到所谓“职业化”外交官群体形成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