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使用率减少的运动场，功能也会减低。奥运会的宗旨是以运动带动风气，不是促进趾高气扬的民族主义或商品消费。运动场绝对必要，但必须对全民开放。
北京奥运会终于曲终人散，令不少人留下美好回忆。我在家中电视荧幕上看比赛和开幕及闭幕仪式，感触甚多。令我反思的是那几幢崭新的建筑物：典礼和田径赛用的‘鸟巢’（国家体育馆）和游泳跳水的大本营‘水立方’（国家游泳中心），在夜晚灯火照耀下，煞是好看。
从长距离的鸟瞰镜头中看，鸟巢是暗红色，水立方则是蔚蓝色，相映成趣；在白天阳光下看，原来鸟巢的基色有二：灰和红，整体则呈椭圆形状。两幢新建筑呈明显对比----‘天圆地方’，似寓有深意，将来说不定也会成为当今世界新建筑中的里程碑。
这两幢建筑物皆为洋人所设计，鸟巢出自瑞士的赫尔佐格（Herzog）和德默隆（de Meuron），水立方则由澳洲一家建筑公司PTW负责，主其事的建筑师是约翰·保林（John Pauline）。但一般观众可能没有注意到另一幢比邻的建筑物----奥运办公大楼和电信通讯中心，号称‘数字北京’（Digital Beijing），完全没有窗户，密不透风，夜晚则可以看到流水状的灯光照明，设计者是中国建筑师朱粭，一个在美国柏克莱得到建筑与城市设计硕士学位的‘海归派’。
这三幢建筑都是面向国际公开招标的产物，三者的风格完全不同，矗立于北京奥运公园中心，和周围的北京建筑环境似乎也没有什么连系，显然都是故意‘不和谐’但又‘有话可说’的崭新建筑‘物体’。我用了三个浅显的‘关键词’：不和谐、有话可说、物体（也算是我初学建筑诠释学的一种尝试），为的是探讨它们背后的文化意义。十年之后，学建筑的研究生来作实地参观的话，又会作何解释？
我觉得‘不和谐’最适用于鸟巢的设计：它状似圆形但不规则，以众多弧线钢筋构成网状结构，令人一看就是动态的，恰好印证了运动场的功用。这不禁使我想到一句建筑学上现代主义的老标语：‘形式即是功用’（Form is Function）。其实反之亦然：‘功用即是形式’。然而西方建筑史上的现代主义景点建筑却大多是四四方方或长方形的，外面是玻璃，高耸入云。我当年在芝加哥住的那幢公寓（由Mise Van der Rohe设计），即属此类。
然而赫尔佐格和德默隆的设计又一反这个传统，是否又可称之为‘后现代’？但所用的材料皆非就地取材，更无后现代式的通俗（Vernacular）或戏耍之意，行内人一看就知道：盖起来难度甚高，全幢没有一根支柱，全靠层层叠叠交织成网状的钢架支撑，难怪台湾的一本杂志《艺术收藏+设计》也在一篇专文（由《北京新建筑》一书的作者林美慧执笔）中大加称赞。这显然是二十一世纪前瞻性的创意产品，它的作用是带动新风气，展现新景观。
我曾在前文中提到，这幢体育馆是为观泷而设计的，它的动感全由观泷而来，甚至在众声喧哗的饱和状态中最能表现它的‘动力’，原先的‘不和谐’感觉也因之而消散，融入一种人的壮观场面之中。功用推动了形式，形式也发挥了功用。
但这种功用却不是为了金钱或营利的现实考虑（不似大多数的香港地产建筑物）而营造的。据这篇文章所载：原先的造价高达三十九亿人民币，后来（二零零四年）北京中央希望推行‘节俭办奥运’，把预算减到二十三亿，自此原先设计的移动天棚被去除了，并将鸟巢中央的开口扩大，以减少钢铁用量。好在修正后的效果并未较原设计逊色太多，然而这件‘建筑品’的完整性还是打了折扣。
鸟巢以后作何用途？当然是运动和运动会，没有屋顶，到了冬天下雪或雨季怎么办？它原来设计的全天候功用行不通了，一个使用率减少的运动场，功能当然也会相形减低。其实，奥运会本来的宗旨是以运动带动风气，而不是促进趾高气扬的民族主义或商品消费。运动场绝对必要，但也必须对全民开放。
如果勉强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奥运挂钩的话，我认为晚清的‘东亚病夫’形象并非只靠几十面金牌就可以全面改观：国际性的运动会既是竞赛，也是培养一种世界观和风度；‘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梦想的既是和平，也是民主，而二者的基础皆是全民参与。我想赫尔佐格和德默隆设计的鸟巢，原义也出于此，它并不突显建筑物本身的雄伟和独立自主，恰恰相反，它的开放性结构是需要人气来填充的，这也是设计的原意。
至于许多附加的外型象征诠释，诸如红色来自紫禁城故宫的颜色，灰色影射北京的灰土，或把波浪形的钢条设计比作民间的缠线球或彩陶器上的花纹，都有点牵强附会，何不干脆说：鸟巢就是为了‘百鸟来朝’。但‘飞’来的不只是各国运动员，还有观众。
我在前文中曾提到，有的西方建筑师希望以新的建筑设计来改变原来的生活环境，甚至影响社会现状，这类宏图是否可以通用于北京，还看明朝。
李欧梵，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博士。年前自哈佛大学退休，现任中文大学人文学科教授。著有《西潮的彼岸》、《浪漫之余》、《上海摩登》和小说《东方猎手》等。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