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局“中国模式”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应该关注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想我还没有资格从“中国模式”这样宏大的命题下总结陈词，我想借助他人的分析框架并结合我个人的理解来说说看。

——丰言君

01

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维持了年均10%（这几年下降了一些）的高速增长，这被称之为“中国奇迹”。

这无疑是人类政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期间也出现了大量的“事故”——频繁的矿难、严重的环境污染（雾霾、水污染）、恶劣的食品卫生，以及昂贵的住房价格等。

为什么“高增长”和“多事故”并存？如何破局“中国模式”，出路在何方？

聂辉华先生在《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这本书中，构造了一个“政企合谋”分析框架。

在中国式分权背景下，面对信息不对称，为了财政利益和晋升利益，地方政府会选择与企业合谋（政企合谋），允许企业采取“坏的”生产方式，因而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带来大量的生产安全事故和社会问题。

对于各级政府而言，如果允许政企合谋带来的期望收益高于期望成本，就会允许“政企合谋”，反之则防范“政企合谋”。

同时引用政府的考核指标来看，有助于政绩的行为会被鼓励或者默许（收益＞成本）。

这些合谋现象集中在诸如PX项目、矿产、房地产、走私、食品安全、造假等领域，可谓触目惊心。

02

“政企合谋”无疑会带来官员的腐败，除此以外，带来的弊端还涉及破坏创新动力方面。

2010年初，媒体曝光了一宗罕见的官商勾结栽赃陷害案件——瑞星杀毒软件栽赃微点信息技术案件。

瑞星杀毒软件的原设计者及总经理刘旭辞职离开瑞星，成立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东方微点研发的“主动防御”杀毒软件威胁到了瑞星的60%市场份额的市场地位。于是，瑞星公司向网监处处长于兵先后行贿420万元，要求铲除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05年7月开始， 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开始调查东方微点。于兵通过办案人员给刘旭“指明”两条出路，“一是把公司卖给像瑞星这样有实力、有背景的公司，二是不要在北京设立公司，搬回原籍福建”。 于兵等人通过伪造证据等方式，栽赃东方微点。并通过行政权力，向国家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测中心发出公函，以微点公司涉案为由，要求其对微点产品不予检测，封杀了微点公司防病毒产品的上市权利。

并于 2005年10月21日召开“破获国内首例防病毒公司传播病毒案”的新闻发布会。

一个本来很有发展前途的公司因此发展受到了巨大影响，这就是“政企合谋”强大的破坏力。

书中提到杨其静的观点，如果政府被赋予的财力和处置权很大，而提升和维护产品品质优势却很困难，那么企业将热衷于政治关联而不是产品研发。如果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使得贫富差距严重且低端消费群体庞大，同时一些跨国公司占据了高端市场，那么本土企业就很可能甘愿沦为低端行业或者产品的生产者，并加剧对政治关联的渴望。

03

接下来谈“猛于虎”的房价。

按照聂辉华的观点，关于房价的研究可以分三类。

1）供求关系导致了高房价。

如政府对土地的垄断供给导致了高房价。

问题是，控制了土地供应的地方政府为什么不通过增加土地供应和减少商品房需求来降低房价呢？

这个需要从第3）类情况来给出答案。

2）中央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拉高了房价。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必然会刺激可以征收双重税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的房地产业。

同时，房地产市场的流动性过大，特别是2008中央出台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导致信贷资金大量进入房地产市场。

通货膨胀导致实际利率偏低，进而产生了大量投资性购房需求，并推高了房价。

2016房价大涨，很多专家认为泛滥超发的货币是推高房价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3）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合谋（政企合谋）才是推高房价的根本原因。

地方政府、银行和房地产企业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利益同盟，它们缺乏足够的激励去完全执行中央政府的房价调控措施。

地方政府通过与房地产企业合谋拉高房价，获取了大量土地财政收入。

在聂辉华看来，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博弈中，中央政府面临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权衡取舍。中央政府不了解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真实成本，但必须承担社会稳定的最终成本。

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为了获得财政收入和政治晋升，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合谋，通过垄断土地供给、提供资本、拉高住房需求等手段推高房价和GDP，房地产企业则从中获得高额利润。

由于中央政府对经济增长非常依赖，但又担心高房价带来社会稳定问题，因此会周期性地干预房地产市场。

使用2001—2010年中国31个省级地区的住宅商品房数据，以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支出比重、房地产行业的国家资本金和经济适用房投资额三个指标来度量政企合谋，政企合谋可以解释几乎全部的房价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