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这场在美国金融业内部产生，由金融机构和金融家一手引起的危机，往轻了说，是粗心的魔法学徒所引发的“内爆”；往重了讲，那就是白领罪犯的监守自盗。美国资本市场自诩为“世界楷模”，如何落得如此地步？美国前纽交所副总裁乔治·乌杜博士所著《金融的背叛》，首次在中国发声，为你揭开金融业虚假繁荣背后的真相。
美国已经没什么值得中国学习了
1998 年3 月26 日下午，虽已是早春时节，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依旧颇为冷冽。广场一旁坐落着庄严宏伟的人民大会堂，而我们一行人正是按照预定来此接受江泽民主席的会见。
在当时，虽然中国早已打开国门近二十年，但安排国家主席与时任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的理查德·A. 格拉索之间的会面仍属非同寻常之事，前者是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元首，而后者则是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这次会面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即使放到今天也依旧会令人惊叹不已。而回顾中美两国半个世纪来的关系演变，不禁令人感慨时间才是这次会晤的最大的促成者。
我们的到来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在1997 年10 月10 日对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的历史性访问的回访，当时他还受邀鸣响了开市钟。这场资本市场的欢迎仪式搞得声势浩大，也进一步加强了两种市场之间的共存局面。
会面伊始，气氛颇为融洽，江主席首先极富幽默感地提及他上次访问纽交所带来道琼斯指数1500 点上扬的“巧合”，而迪克·格拉索也很有默契地顺势邀请他故地重访，以便“再次提振市场的乐观信心”。
不过当江主席向我们诉说他每天是如何为中国民众操心不已的时候，便将我们的话题拉回了现实。他说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要思考一个问题：十亿多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是不是能解决。
他认识到对资本市场实行开放是必要的；但他也不忘提醒我们，实体经济的步调与虚拟的资本经济并不一致，而要让这两者在中国共存，就需要积极制定相关规范。而他现在提出的许多问题，所涉及的便是这些规范在将来要涵盖的领域。这些问题反映的，是在对外国投资者开放中国市场的同时，其身为国家领导人所面临的诸多困境。比如说，他告诉我们有必要保持中国流通货币人民币的有限兑换性，以使中国免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些危机已令亚洲其他国家深受其害。对他来说，金融为经济和政策服务，而其本身并不是目的。
中国领导人要对占全世界20% 的人口负责，这份责任之重大，恐怕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印度总理才能与之相提并论。因此对于他所提出的问题，在给出貌似合理的解决方案前，很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中国的国情。江主席的一席话中，囊括了中国国情的一切相关要素： 资本市场、实体经济，当然还有人口挑战。当时，美国正处于如日中天之势，其股指连连刷新纪录，缔造资本世界的一幕幕兴亡盛衰。此情此景，令中国深知若无外国跨国企业的大量直接投资，中国经济就不可能领跑全球。
几年后的2002 年4 月29 日，胡锦涛在就职国家主席前一年专程访问了纽交所，沿袭了其前任的态度。可到了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他却清晰明确地向全世界宣称，美国资本市场运作模式必须加以改革，且在这一领域，美国已没什么可值得中国效法之处了。近年来，中国不仅充分利用了市场经济带来的优势，更减少了自身对美国的盲从和依赖。它甚至“有幸”成为后者的最大债权国。所以不管美国有什么意见，中国仍将自行决定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和可兑换性，并继续对资本市场进行监督。中国人对西方资本市场的盲目追捧早已是昨日黄花。于是，美国人历时一个多世纪，由数代人几经努力才得以树立的良好国际形象，仅在一个糟糕的总统任期内就轰然崩塌、不复存在。如今“华尔街”已经成了肮脏的代名词。
美国经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大西洋资本主义）所遭遇的信心丧失，绝不是什么无关痛痒的疥癣之患。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改革派是一次沉重打击，也势必将导致这些国家的改革进程受阻。全球资本主义所树立的模范（美国）成了众矢之的，其制度的所有弱点软肋均暴露无遗……
金融危机对美国之外的冲击也是极其巨大的。事到如今，美国人大概不禁要问：我们是怎么落得如此田地的？为什么区区几百个金融机构的高管可以将全球经济玩弄于自己的股掌之中？他们是怎么把金融变成了一场轮盘赌局的？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力？而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才能在将来避免重蹈覆辙呢？
金融家背叛了金融
当下，金融家对金融的背叛已是毋庸置疑，为了追求自身薪酬利益的最大化，他们早已与自己的核心业务渐行渐远。多数金融机构都因涉足自营交易而充斥着大量投机泡沫。危机后颁布的“沃尔克规则”对这种风险进行了限制，但欧洲并不在其管制之列。至于亚洲，多数国家至今仍允许自营交易。
危机情景之下，世界各地的关注者错愕不已地发现，美国自诩“令全世界都为之羡慕的市场”和“全球最佳的监管制度”（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主席阿瑟·莱维特语）原来只是一个泥足的巨人；或者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个“纸老虎”。美国市场曾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人们视为不可动摇的神话。现如今，这一切都因其领导人的贪婪自大，因其对自身监管制度的骄矜自得、盲目自信而土崩瓦解。
引发危机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这些不请自来，突兀进入公众视线的金融家们。这些人肆无忌惮的行为让所有人都被逼到了悬崖边上。他们本应安分守己，低调行事，而不是登上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他们本应谨言慎行，小心操持业务，而不是惹下弥天大祸后跑到政府那里搬救兵，甚至被美国国会当成罪犯看待。2010 年1 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一名美国投资银行家坦承，银行家如今已和恐怖分子没什么两样了。
即使在八年后，金融的公信力仍旧不曾恢复。我在此要强调的是，如果金融家们仅仅是被动“遵守规定”而在行为本质上依然故我，那他们就不足以担负起他人财产托管者的职责，也就无法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
各种救助金融业的纾困措施为何会令公共资源不堪重负？其原因之一就是，在这场自1929 年以来最大金融崩盘中，我们的政府、监管部门和央行也并不能置身事外。
金融业背叛了经济
由于金融家们的背叛，金融业也背离了经济。金融自身成为了目的，而不再关乎其理应发挥的社会与经济作用。更有甚者，金融家们已经全然不记得，这个行业的全称是“金融服务业”。实际上，他们保留了“金融”两字，却将“服务”抛诸脑后。在行业各个层面，情况皆是如此。
其结果便是经济自身也被迫坐到了轮盘赌桌前。现行的制度使得经济轻易被金融所绑架，正因如此，奥巴马总统在2010 年1 月27 日国情咨文演讲时才会强调指出：“我们不能让那些包括募集存款机构在内的金融机构引发危及整体经济的风险。”
此次危机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其在金融业内部产生，并由金融机构和金融家所引发。但也是美国行政和监管部门的放任政策使危机成为可能，这些经济巨轮的掌舵者未能发现迎面而来的冰山，也未能对这场席卷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大海啸有所预见。
先前的危机往往因具体问题而爆发：“日本梦”的破灭、拉美国家的负债、油价的上涨、亚洲金融机构的薄弱环节、巴西和俄罗斯遭到的波及，以及先后两次伊拉克战争等，不一而足。
对于上述这种事不关己的情况，金融家们自可以置身事外，指手画脚。但这次，多数金融家意识到自己犯下了“错误”或“不可接受的不良行为”（具体属哪一种取决于他们的诚信度）。当然，也有些人声称自己无辜，但信者寥寥。对于他们的过失，往轻了说，是粗心的魔法学徒所引发的“内爆”；往重了讲，那就是白领罪犯的监守自盗。所有金融机构在危机中都表现出各种表里不一、贪得无厌和业务不透明，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无独有偶，2015 年发生在中国的融资融券危机，也源于资本市场的越轨行为。其结果造成股市在数个月内暴涨150%，然后在数周内暴跌40%。
此次危机，首先当然归咎于金融机构自身，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机构的业务活动引发了金融危机。在这场“击鼓传花”的游戏中，银行业是大头，其他机构也一样有份。要说始作俑者，各大金融企业的领导人难辞其咎。他们中有些人破了财，丢了饭碗，但也有的依旧在位。一些危机中的主要角色甚至开始陆续回到金融机构的高位，就好像他们压根不用为先前的失职负责一样。
2009 年，仅在雷曼兄弟破产的数月之后，各银行就报收巨额利润，并大肆分发奖金。造成这种局面的正是美联储大力度低息补贴政策的市场环境下催生的银行自营行为。
目前的监管措施通过限制这种银行内投机交易来最终改变行业规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就此高枕无忧。不要忘了，以往的每一次危机也一样是在监管者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因此，金融机构不仅需要服从监管，更应躬身自省，对其将来发展方向，对其基本的行业原则，乃至其所秉持的价值标准，进行一番深刻的反思。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