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泰国再次出现乱局，但乱局根源并不新鲜，基本上和塔信下台时一样，除了涉及城乡矛盾的具体利益，也源自泰国独特的民主政体。「泰式民主」一直和西式西敏寺民主不同，既保留了宪法上赋予王室在关键时刻给予意见的权力，又保留了军队因直接效忠王室、而成为民选机关的制衡。
结果，只要王室、军队和民选政府没有一致目标，政局就会出现动盪，这也是数十年来泰国局势的综述。以西方国家的角度看来，这制度自然是不成熟的民主，反映泰国民主化并未完全落实﹔但在泰国民眾眼中、乃至在不少发展中国家领袖看来，这制度却是「更完善」的民主制度。学术上，我们不妨称之为「土耳其式民主」，因为土耳其制定类似模型的歷史比泰国更久。笔者在塔信下台时，曾对此略作介绍。
土耳其是西亚最早实行民主选举的国家之一，但它那支庞大的百万大军、以及职权独立的总参谋长，传统上一直干预政局，几乎是每十年一兵变。然而，这频率其实不密，不过和泰王干政的次数相若。不少土耳其人把军队视为最可靠的公职人员，对歷次兵变，几乎是一面倒的认可﹔反而对民选上台的政客，往往寄予犬儒式嘲讽，认为他们都是只求私利的小人。
在西方国家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要是出现对民选政体的争议，一般交由司法机关解决。最为人熟悉的典型例子，自然是二零零零年美国总统大选，最终由联邦法院对布殊和戈尔的问题选票进行裁决。这个协调角色，在土耳其就换成了军队﹔在泰国则更复杂，变成军队加上王室。
为什麼军人、王室干预民主，反而可能得到人民支持﹖除了种种个人心态与社会问题，背后还有理论基础。在土耳其，军队为显示干政不是为了私利，都自命为捍卫国父凯末尔(Ataturk)的「凯末尔主义」卫士。所谓凯末尔主义，包括共和主义、民族主义、人民主义、国家企业主义、世俗主义和革新主义六大内容﹔只要民选上台的政府对上述原则有任何偏离，理论上，军队都可以出师有名地干政。
例如一九九七年的土耳其兵变，源自民选总理伊兰巴汗的激进伊斯兰政策，令军队认为那扭曲了凯末尔的「世俗主义」。又如一九六零年的兵变，源自执政人民党政府拒绝干预通货膨胀、造成社会动盪，令军队认为是政府违背了凯末尔的「国家主义」。
相比於非洲经常出现的军事政变而言，土耳其兵变有「进步」潜规则。例如军队出动前，一般会公开知会政要﹔一九九七年那次甚至未正式行动，政府已应声垮台，因此被称为「后现代政变」。另外，发动兵变的都不是年轻激进军官，而是「稳重」的高层，也有助於获取民眾信任。最重要的是土军接管权力后，一般会迅速还政於民，不过会重设游戏规则。泰国推翻塔信的兵变，由德高望重的军人素拉育出面负责过渡政府，背后得到泰王的首肯，期间千方百计建立新选举制度，原来颇有「土耳其式民主」的影子。
但两年不到，泰国又发生乱局，而且剧本大同小异，超出了泰式民主或土耳其式民主的各方默契。假如泰式民主的定义，就是军队和王室取代了司法机关在西式三权分立的角色，在纯执行层面上，这并非不可为。
但假如军队和王室连续干政，原因却如出一辙，这无疑是公开说上次干政并未达到原有目标，也就是未能带领国家回到原来的立国共识上。这样一来，再干政的理据就显得薄弱了﹕要是在西方国家由司法机关解决民主争端后，人民还是用选票作出了同一倾向的选择，结局只能是司法机关自行调节方向，因为立国基础已被修正。
在泰国，现实是塔信、沙马派系的支持者，以及他们代表的农村势力，起码和城市势力旗鼓相当，而且死而不僵。无论他们的政党怎样被解散、叫什麼名字，都可以推倒重来。换句话说，塔信在农村的带有民粹倾向、出口导向、大举引入外资的政策，在部分人眼中，已成泰国立国基础的新组成部分。军队和王室假如不接受这一改变，其实是在打破了民主、军队、王室三方数十年来的默契，后果可大可小。
但假如三方能在宪法层面作出回应，保障农村人民的期许得到满足，并在宪法上就城乡矛盾、地方矛盾、族群矛盾等，製造应有的互相制衡，任何形式的反对派，都不可能随时发动反政府示威。
泰式民主面临考验
有了上述宪法式回应，日后的军队和王室，还可以就保护上述新共识继续干政，相信也会并继续得到人民认可。问题是，要达到这样的和解协调，其实在泰国谁都懂，但却不是谁都能做得到，除了泰王。然而，泰王已是高龄老人，据报他儿子在泰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远不及乃父。假如泰国立国共识还不到调整，到了新皇登基，泰式民主是否还能运作，也就难说了。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国际关係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民族主义与外交、反恐、中美关係、香港涉外关係等。耶鲁大学学士及硕士、牛津大学博士，香港Roundtable社会科学网络名誉主席。学术著作有《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等，非学术著作有《国际政治梦工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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