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新周刊》做了一个名为“大城市的异乡人”专题。文章称，“14亿中国人，2.5亿人在流动，超过1亿人生于1980年后，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外省青年’”。其中的代际差异为人瞩目：“当今中国有六成80后都已不在出生地”。
命名中国的“外省青年”是个有趣的现象。这意味着都市媒体试图动用新语汇来改写当下中国“流动人口”的构成意象。一方面，以“外省青年”勾勒的城市异乡人图景，弱化了“流动人口”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早期印象，置换为更宽泛阶层的城市新移民，尤其是经由高等教育进入都市、就业后成为城市新中产的预备大军。另一方面，“流动”的空间相对关系亦发生改变。“外省”一词将农村与广大的小城镇共同涵盖其中，作为意义微妙之“本省”的对立面，暗示此前由“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区分“流动人口”的二元话语范式面临失效。作为一种新的城乡身份表述，“外省青年”之说显然隐去了作为出身地的农村与乡镇，而此种淡化故乡的主体，或可视为城市“新中产”话语的一次登场。
在“世界之都”巴黎：“外省青年”的文学原型
颇有意味的是，“外省青年”的说法显然挪用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巴黎外省人意象。在巴尔扎克、福楼拜、司汤达等法国作家笔下——比如《红与黑》中的于连，或是《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那些怀揣野心奔赴巴黎，追逐阶级升跃的外省青年，今日成为中国媒体言说“流动人口”置身“野心时代”的形象参照。这更为深刻地意味着，19世纪“巴黎-外省”此一二元对立关系，某种意义上在当代中国还原复现：
“在法国，只有巴黎和遥远的外省，因为巴黎还没来得及将它们吞噬。”巴黎在各种意义上膨胀——城市规模、影响力、地位，正如1750年时米拉波侯爵所说，它将外省置于一种直接依附地位，不断从那里抽走显贵、商人及才智之士。
巴尔扎克把拿破仑·波拿巴这样的人称为“外省青年”——事实上，很多中国读者正是在他的作品中第一次听说“外省青年”这个词。在他看来，巴黎好比塞壬女妖，不断吸引着和毁灭着来自外省的青年：“巴黎就像一座盅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准备向它进攻……在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较量中，有着三十年来一代青年的惨史。”（《幻灭》第三部初版序言）
在19世纪的法国，“外省”是指巴黎之外广阔的法国城镇与乡村。言下之意，“巴黎”因占据了无可比拟的发展资本（不论经济、政治、文化或是人口），掏空并遮蔽了遥远的外省，成为国人的欲望中心。乃至如托克维尔所言，“巴黎已成为法国本身”。《新周刊》反复援引巴黎与外省之对立，来表述中国“流动人口”的欲望与处境，恰恰透露出中国城市等级下极为微妙的“中心-边缘”位阶。亦即，“北上广深”这些“明星都会”正成为中国城市的代言意象，其他空间则沦为欠缺吸引力的“外省”。此一逻辑框架之下，“明星都会”与乡村城镇之对立，某种程度上取代了此前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因为乡村小城在发展大都会的政策倾斜之下面临着同命相连的陷落。
“外省青年”的意象重新将“农村”与“小城”青年加以整合，以表明二者的都会闯荡亦面临相似的处境：家乡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失掉优势，不得不选择离乡发展；大都会的规模、资源与影响力不断膨胀，亦犹如塞壬的歌声，召唤着他们离开故乡的“围城”。大城市被视为获得个人发展机会的广阔天地，层级分明的城市等级结构则成为引导其流动欲望的图式。这种欲望图示——所谓当代中国“外省青年”的“于连式的理想”——在小城作家阿乙的小说中被如是表述：“我因此泪流满面，赌气式地发誓，就出发，去镇，去县。仿佛不过瘾，还要去市，去省城，去沿海，去直辖市，去首都，去纽约”。
“让我们来拼一拼吧”：90年代中国的外省青年叙事
19世纪法国的“外省青年”叙事是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学产物。市场的自由竞争逐渐打破封建贵族制的壁垒，为个人提供了看似充满无限可能的上升空间。此类叙事之中，幸运儿渴望依靠自身能力与机遇改变命运，从“一无所有”到跻身上流社会。与之类似，90年代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变革，造就了一个以城市为主场、人人皆可“白手”致富的新时代逻辑。与此同时，大量的城市文学应运而生，风头开始盖过此前占据现当代文学主流的乡土及农村书写。与巴黎“外省青年”相仿的叙事，涌现于90年代的城市文学之中：
我和杨哭从东部一座小城市来到北京，打算在这里碰碰运气。我们都很年轻, 因此自认为赌得起。更何况北京是一座轮盘城市, 传说这里的机会就像退潮后留在沙滩上尸漂亮小鱼儿一样多, 我们来到这里也就在所难免。我们都是属于通常所说“ 怀揣着梦想” 的那类人。我和杨哭除了梦想, 便口袋空空, 一文不名。但我们至少都对自己充满了信心。（邱华栋 1995）
1995年，邱华栋这则极富代表性的短篇小说《手上的星光》刊登在《上海文学》“新市民小说”栏目之中。小说中，两位主人公堪称巴黎外省青年的中国翻版：“我想我们想在这里得到的不只是名利、地位, 还有爱情和对意义的寻求。”如同巴尔札克小说《高老头》之中站在郊野小山上俯瞰巴黎夜景的拉斯蒂涅，他们也站在首都三元立交桥上眺望灯火辉煌的北京城区，并应景地取出《高老头》一书，高声朗读其中拉斯蒂涅野心勃勃的独白: “ 巴黎, 让我们来拼一拼吧! ”
然而，90年代中国兴起的“北漂族”或“南漂族”，显然无法简单地等同于19世纪巴黎“外省青年”的后继者。理解此一现象，还需厘清中国自身历史脉络所涉及的城乡发展与人口流动问题。不同代际的“外省青年”，其流动经验既与中国户籍制度的变迁息息相关，亦受到城市等级结构演化的规约。
流动性与中国户籍制度变迁
1949年至1956年期间，中国户籍制度伴随计划经济发展思路而确立下来。城乡之间的人口“对流”以及城市之间的异地迁移，从政策上被叫停遏止，以控制大城市的扩张，并集结城乡之力发展内陆工业。此后，中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左右着青年主体的个人发展、认知构形与感觉结构。由于户籍制度将个体限制于户口所在地，此一空间封闭性亦致使乡村与城市、以及城镇之间不均衡的经济发展状况与文化资源作用于个人，青年个体的发展普遍受到户籍制度造成的“社会空间等级”(social spatial hierarchy)的辖制。
1978年改革开放后，新市场秩序的建立亟需大量自由劳动力参与其中，不迁徙户籍的人口流动逐步得到中央政府的许可与释放。90年代之前，城市为这些外来者提供体面工作与稳定居所的可能性始终有限，上大学和当兵仍然是农村及小城青年离开户籍地生活的主要方式。
1992年市场经济得以制度化，时代性的人口流动之门某种意义上才真正被打开。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80年代、90年代相当普遍的流动性阻滞不复存在，户籍几乎丧失了对于自由流动的限制。加之，“三农”的建设危机，小城镇的发展滞后，形成“人人皆离乡”的人口流动趋势。都市城门大敞，以其迷人姿态召唤着大量青年走出农村与小城，作为体力及非体力劳动者，投入到大都会物质景观与市场秩序的建设中来。
然而，看似无障碍的移动远非如此自由，结构性的“社会空间等级”在新的流动格局中得到了严格的保留。一方面，透过户籍制度确认的城市等级制造着霍夫曼（Lisa Hoffman）所谓的“欲望的等级结构”（a hierarchy of desire）。多数乡村、小城置于此种“等级结构”的底端并成为亟待逃离的樊笼，屈指可数的“明星都会”则成为想象流动性的热门目的地。
另一方面，在城乡二元户籍走向一元化的转型呼声与改革实践之下，户籍制度却成为特大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愈发严峻的专属问题。由于户口所确认的本地市民身份，实际上与社会福利等利益分配机制直接挂钩，“明星都会”的户口便成为一块人人觊觎的蛋糕。这些明星都会透过积分落户制度，严格筛选外来人口的入籍资格，不断强化户籍准入的限制。这意味着新移民只有掌握更多的经济及文化资本（亦即工作与学历）方能被纳入都市居民系统，农民工等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更缺乏制度性保障。
如是的背景构成了“外省青年”晋升城市“新中产”的困境。对于持外地户籍的都会常住人口而言，一线城市可谓居大不易，因其子女受教育、买房、医疗保险乃至买车等方面均受到限制。这也是何以“北漂族”、“南漂族”青年在不断涌入明星都会之时，亦频频高呼“逃离‘北上广’”；而在回乡之后、或是经济情势好转之时，又纷纷重返“北上广”继续漂泊。“外省青年”在此种流动性实践中所经历的身份重建，无疑改变着他们与故乡村镇与异乡都会的关系。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或“一代青年的惨史”？
如今，“外省青年”叙事面临着新的代际主体与现实语境。“80后”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其成长过程即逐渐为铺天盖地的物质文化成就所包围，与都市引导的消费文化想象构成某种天然的亲近。至其求学、就业的阶段，又置身于新世纪“人人皆离乡”的时代洪流之中。2000年以来的大学扩招，尤其深刻地改变了此前“流动人口”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结构。大量来自乡村与小城的青年，经由高等教育此一精英权力场域的筛选、规训与培养，成为具有发展潜力的城市“新中产”。新世纪以来，“外省青年”叙事的首要命题，从如何逃离故乡转变为如何立足于异乡都市。“乡关何处”的回应似乎由含混变得清晰，亦即如何在城市秩序中爬升、成为一个真正的都会人。此一语境下，作为欲望客体的都会成为城市小说的主角，我们甚至只得在异乡故事之中窥视故乡模糊的存在。
“外省青年”一词既是援引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某种意义上也指涉了都会闯荡经历的普遍失意，亦即巴尔扎克所言，在大都会的“吸引”与“毁灭”之下的“一代青年的惨史”。在90年代中国城市文学中，“外省青年”渴望白手起家、出人头地的昂扬基调，在新世纪以来，普遍转向了成为“新中产”的主体欲望与苦恼。这种变化自有其现实脉络。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发展，由“转轮”式的阶级流动进入了阶级分层与固化的阶段，最典型的表征即是当下“富二代”集体登场并接班“新富人”（亦即世纪之交的“暴发户”）的代际交替。另一方面，城市等级秩序又如同牢不可破的规则，卡在了“流动人口”立足“北上广”等大都市的经行路上。
近年来，当代文学中频繁出现的“个人悲伤”叙事，极为典型地体现了外省青年“进城”之后所遭遇的结构性排斥性。较有代表性的是记叙“京漂”经验的小说，比如远子走红于豆瓣的短篇小说集《十七个远方》。此类书写备受热捧，甚至被网民及媒体命名为“北漂伤痕文学”。亦即，反向援引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述说知青下乡经验的“伤痕文学”，用以表述“外省青年”“由中小城镇上升至北上广——从地理到心理的一系列波折变化引发的伤痛”。
另一代表性作品是2013年方方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故事讲述一名叫作涂自强的农村青年考上大学、进入城市之后的悲剧故事。涂自强家境贫寒，但坦然接受现实，吃苦耐劳，极其勤勉，试图通过个人奋斗扎根城市，令父母过上好日子。然而由于生活艰辛，积劳成疾，涂自强的奋斗之路最终因肺癌而宣告终止。“图自强”的乐观取义反成了“徒自强”的一声叹息。相较邱华栋小说中一文不名的主人公对于城市的雄心勃勃：名利、地位、爱情与意义，涂自强的愿望则卑微得多：立足城市而已。但作为一个身陷“在职贫困”的“蚁族”，后者晋升城市新中产的道路走得更为坎坷。这篇小说自刊发后，在青年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共鸣与关注，表明其所指认的“个人悲伤”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外省青年”的“共同悲伤”。
许多读者将涂自强与路遥1980年代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作比，后者同样是一个“进城”失败的农村青年。不过，二者的“失败”实际上面临着全然不同的时代语境。高加林的故事发生于改革开放初期，因城乡二元户籍的限制而无法“进城”；而涂自强的时代，流动性桎梏不复存在，他所面临的困境是无法凭藉“个人奋斗”立足城市。这种忽略差异而辨认共性的读法，某种程度上表明在当代读者的感觉结构之中，“进城”与“失败”方为故事的关键。
值得一提的是，路遥的小说《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在当代青年群体之中依然保持着经久不衰的畅销。“悲伤”和“励志”作为此类“进城”故事的一体两面，成为当今社会结构之下个体需求的精神读物。路遥洋溢着80年代昂扬乐观情绪的作品，今时今日既是作为立足城市失败的“悲伤”故事而得到解读与共鸣，另一方面又作为励志的“人生之书”，向同为“外省青年”的读者提供了有关阶级的想象性共情。
“进城”书写之基调与“读者接受”的微妙改变，与新世纪以来的历史语境高度相关。如果说路遥的作品是对八十年代“个人奋斗”精神的彰扬，那么《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以“绝望感”为中心的叙事，则透露出当代个人主义意识的深重危机。故事中，涂自强道出自己对于80年代式“个人奋斗”的信仰时，朋辈们却视之笑谈——一种业已失效的价值观。反之，城市秩序及其生存法则却被赋予了难以挑战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外省青年的“悲伤”叙事，某种意义上是置身高度等级化的城市结构之中奋斗失败的悲伤。如罗小茗所言，正是“一种既因‘进入城市’的奋斗而倍感屈辱，却仍然以此为目标继续存活下去的悲伤”，因为城市在当下几乎“成为中国青年展开自身梦想的‘唯一’开端”，亦被视为“理解悲伤的唯一框架”。不论是蜗居城市边缘的外来户（所谓“外来务工人员”、“蚁族”、“凤凰男”），或是晋升中产的新都会人士（取得户籍的“新北京人”、“新上海人”、“新广州人”），大都市所代表的一整套城市等级秩序及其意识形态绑缚，反过来制约着人们理解个人与城市之关系的图式。在近年当红的都市职场剧当中，我们看到“外省青年”弃乡逃城的初衷及其想象城市的方式日趋一致。当晋升“新中产”的许诺已陷入困境，大都市及其生存的丛林法本身则却未能得到批判性的审视。或许，此时需要反思不仅是大都市营构的“新中产”幻象，“外省青年”的身份重建及表述亦应做一番“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审视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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