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唐小兵看来，在当代中国的公共文化空间，很多读者对历史尤其是晚清民国史有兴趣，但人们对历史的了解往往被《XX那些事儿》、《戏说XX》等“消费历史”的作品占据。
今年1月，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唐小兵所著《与民国相遇》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月16日，唐小兵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在当下中国，很多人在文化空间遇到的是粗制滥造的、含糊的、浅薄的甚至错乱的东西。我觉得历史学者有一种文化责任，把自己的学术成果转化成公共文化的来源，在过往历史和当下现实之间构成一种内在的有生产性和撞击感的对话。”
2月16日，唐小兵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涵芬楼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澎湃新闻：已有的有关民国的作品非常多，你会如何分类？
唐小兵：写民国的书，这一二十年来几乎长销不衰，但里面是一种鱼龙混杂的状态。有的职业写手没有接触过最原始的日记、报刊、书信、回忆录或档案文献，也没有消化过一流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只是凭借一些二手资料和道听途说，再发挥想象，用语煽情，套上这个时代所呼吁的某种价值观，不断刺激读者肾上腺素的分泌。
当然，也有让我深受触动的作品。比如夏济安教授早在1960年代所著但仍未被超越的关于左翼文化人和左翼文学研究的经典《黑暗的闸门》、钱理群教授的《1948：天地玄黄》、许纪霖教授的《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什么样的作品可谓经典？它不是为了迎合受众或某种立场而作，即便时间过了这么久，它依然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对历史和人性的洞察。
还有一种民国书写是主要来自学院体制以外或者跟学院保持相当距离的学者的历史写作，比如早年谢泳所撰写的《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邵建的《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1891-1927）》 以及范泓、陈远等人的作品。这批人于1990年代中后期崛起，以体制外的身份来书写民国的历史。许多读者觉得专业论著太高深了，戏说历史又不可信，因而这群人的作品一时洛阳纸贵。
但在我观察里，这部分历史写作也有一点问题，就是十年前这群作者对学院体制有很强烈的疏离甚至敌视，过于抱团取暖就难免有点自我封闭化。我认为学院体制内外的写作者应该有更多的互动，但这在目前很难。
澎湃新闻：近两年对民国研究的热度有所减退，你怎么看？
唐小兵：对那些粗制滥造的“戏说民国”之作，我当然觉得不必多。我想马上会有人评判说我这是“精英主义”，但我对公共文化的基本理解是：一方面专业知识人应该具有公共意识和文化责任，但另一面我仍然认为知识分子有一种知识责任——抬高这个社会“观念的水位”，让民众对中国社会各种议题的复杂性有更好的感知、理解和容忍力。
那种原来把民国说得很好，这会又说得一无是处的言说，所折射出来的极端思维方式，我觉得就是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人们很容易去拥抱一个对象，也很容易去反对一个存在，并以此来获取某种虚假的确定感和真理在握的权力欲。
其实民国是一个参照体系而已，它当然不是一个黄金时代。由于它正好处于古今中西之争的转折时代，各种异质性文明体系碰撞，以及在这种文明冲突、融合和竞争中所成长的个人和群体相遇。
人们对民国的追寻实际有两个层面：一是追寻中国于晚清民国时期从西方引入的思想资源，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后民主、自由、平等、开放和多元的价值理念；二是追寻民国知识分子在其人生过程中所展现的独立人格。民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过去”，这个“过去”还和我们“当下”存在非常复杂的关联。一方面，它既是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一些现象的历史根由，另一方面，它在中西古今相遇中形成的思想价值资源，在今天仍然是有意义和借鉴价值的。
所以民国史和民国书写无论是升温也好，降温也罢，或者恒温也行，我们首先要进入历史，就像学者孙歌所言，用非政治、非历史的方式去理解20世纪中国，无异于南辕北辙盲人摸象。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说过：“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类的心灵会在茫然中游荡。”你说中国有多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真的了解晚清民国的真实历史？我想大多数人是没有的，这当然不仅仅是读者的责任，也是文化界和知识界的一种缺位，专业历史知识若不能转化成为公共观念和社会记忆的来源，那么它就矮化甚至抹煞了其本来可能产生的价值。
此外，我们对复杂性的认知和体验，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进入——“你讲民国好，我讲民国不好，那各说各的不就好了”？我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的多元主义，价值观念冲突有时候也是一种形成连带感的特殊方式，而那种彼此的冷漠和拒绝，才真是公共文化的毒药。公共文化是需要碰撞和对话感的。一方面你要对问题的复杂性有感知力，但另一方面你不要回避和模糊历史问题真正的聚焦点。
《与民国相遇》澎湃新闻：除了关注民国文人，你对当下知识分子也非常关注（你此前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过文集《十字街头的知识人》）。为何你觉得20世纪30年代北平知识界以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金岳霖“星六碰头会”和朱光潜的读诗会为象征的高频度公共生活是“此曲只应天上有”的人间绝响？
唐小兵：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公共生活可能性的问题。在民国时期，你会发现胡适有个圈子，林徽因有个圈子，金岳霖有个圈子，沈从文也有自己的文化圈，然后不同的大圈小圈环环相扣，有时交替重叠，有时各自独立。他们那种公共空间相对来说是比较自由和多元的。
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空间？比如说金岳霖、林徽因这些人，他们既有在西方的留学背景，又不失中国传统的文学和艺术底蕴。一群人喜爱昆曲，一群人畅谈诗词，一群人品鉴中国山水画，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和他们的学术世界是能够相通的，甚至彼此砥砺的。
再看今天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让读者觉得那么无趣呢？他们对艺术的感受与表达（包括高雅与通俗的艺术等），包括我自己，别说是创作，就是鉴别的能力也几乎为零。学术是学术，生活是生活，学术解释不了生活，生活也无法被提升为文化，更遑论转化成学术灵感。也因此，当下知识分子之间的重叠度、空间越来越微小，共识式微，偏见犹存。每个人在自己很狭隘的专业主义道路上埋头掘进，不会博闻广见，也不会仰望星空。
罗志田教授反复讲，经典时代的读书人能够把经典内化，转化成自身的趣味和品位，成为举手投足之间能够展现出来的一种神采。但是今天很多知识分子变成过度专业人士（有些其实是伪专业化），好像谈一种现象或一个问题若不能显得专业和精深甚至难于理解就好像有点low，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过度狭隘和自闭的心理，也是一种知识上的贪婪主义甚至人性弱点的表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走向过度单一化和自我封闭化。
澎湃新闻：那么你认为应该如何构建当下的公共文化？
唐小兵：一个社会里要有公共文化，首先要容许、鼓励那些有公共意识和文化情怀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像如今人们在网上把他们完全污名化、妖魔化，那会对公共文化的创造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经常有很要好的朋友劝诫我说“你不要写那些报刊文章，没有意义，留不下来，要写伟大之书”，或者说“不要关心社会上的事，人生苦短不如做点课题打造美好生活”。但我自己因为这十多年来受到一些比较有公共关怀的前辈学人的影响（比如业师许纪霖教授、钱理群教授、钱永祥先生等），我觉得要做我自己，要遵循自己的内心去阅读、思考和写作，而不是勉强自己做体制所要求的、舆论所要求的学者。但有些更年轻一代的学者比如80后甚至90后一代，虽然有意识地关心他专业研究以外的社会公共议题，但遭受了嘲讽和鄙视后，或者是完全没有回音的公共写作的寂寞，便会慢慢退缩，就像伯林所说的那样“退隐回内心的城堡”。
一个社会里如果要有健康多元的公共文化，往往这个社会里的个人要有一种集体学习的能力。一个社会里曾发生的悲剧事件，并不意味着就是公共文化的阻力，如果运用得当，它能够转化为滋养公共文化良好的契机。
可对我们来说，我们只会用一种实用主义——当下哪个对我有用，就眉毛胡子一把抓，但过后即忘。我想说，那种集体学习的能力其实和社会公共文化形成之间是有很密切的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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