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文/刘少奇否定毛式乌托邦的艰难历程
广州会议后，刘少奇在他的老家湖南宁乡，长沙等农村人民公社作了44天的调查研究。
在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的王家湾食堂，刘少奇发现这里早就断了粮。农民的孩子在荒芜的田里挖野菜充饥。路旁有一堆风干的人粪，刘少奇用脚搓开，发现里面尽是纤维，与马粪没有两样，他感受到了农民缺粮的痛苦。在他走访了这里号称有万头猪的饲养场，发现不仅脏乱不堪，而且只有几头骨瘦如材的猪。农民告诉他，人都吃不饱，那有粮食喂猪。
在刘少奇的老家花明楼炭子冲，刘少奇在这里找来了许多老乡座谈。湖南的许多汇报材料材料说，农村粮食困难，是因为去年遭受了旱灾。他小时候一起放牛的伙伴李桂生和他谈起粮食问题。刘少奇问他，去年遭了大旱，安湖塘的水车干了，塘底能晒谷了吧！李桂生肯定地回答: 没干，还有半塘水。刘少奇回忆，小时候旱灾，塘里水被车干了，塘底干得能晒谷，每亩地还收了两三担谷呀。还有半塘水，说明干旱并不历害嘛。李桂生说：叫我看，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我讲直话，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李桂生讲完，还带刘少奇去看了他们的公共食堂。他指着灶上的一堆莴笋叶，这就是全食堂一餐的菜，炒菜根本没有油放，吃不饱。刘少奇还访问了一些农民的家，大炼钢铁把锅都砸了，送进了炼钢炉，挖了点野菜，都没锅炒。许多人得了浮肿病，腿都抬不起，失去了劳动能力。
刘少奇在他的姐姐刘绍德家，外甥女鲁新秀告诉他，她所在的食堂两个月就饿死了11个人，她的父亲，也就是刘少奇的姐夫，吃糠粑粑，屙不出屎来，给活活的憋死了。刘少奇的姐姐哭着对他说，老弟啊，你在中央做事，要做点好事，要让人有饭吃呀！
刘少奇还请来了因思想右倾被撤职的原大队书记的农民王升平。刘少奇问他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 王问刘少奇可不可以讲实话。刘少奇说，请你来，就是要你讲真话。王说：要是叫我讲群众的心里话，食堂还是早点散伙好。再办下去，人死路绝。就拿拓目冲食堂来说吧，开伙时有120人，现在不到80人，死了十几个，跑了十几个，还有几个的水肿病住在大队临时医院。过去家家户户都养猪养鸡，现在食堂里人都没得吃的，什么也养不成。20多户人家，只剩下一头母猪，打鸣的公鸡都没有了。
刘少奇当即向陪同调查的宁乡县委负责人表示，过去讲公共食堂有优越性，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这样的食堂要解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了。不几天，宁乡县委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正式下达文件，解散全县的公共食堂。
史学界直到现在都还认为，刘少奇只是默许包产到户，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对联产承包的观点。事实上，早在这次调查中，刘少奇就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有的农民向他反映，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干好干坏，出力不出力，都是一样，所以生产搞不好。可不可以实行定额包工，即将农活分段承包给农民，按完成的额度记工分，或包工包产。刘少奇认为，只要能恢复生产，什么办法都可以试，可以包工，也可以包产。
刘少奇这次回宁乡实地调查后，宁乡县不但在全县解散了公共食堂，而且产生了刘少奇效应，农民很快就行动起来，推行包工到户，包工到组，或包产到户。靠着这些法宝，该县生产恢复很快，到四清运动前，宁乡县成了湖南最富裕，粮食最充足的地区之一。
刘少奇在长沙考察了天华大队，这个大队曾是湖南省的红旗大队。刘少奇在这里住了18天，他发现这个所谓的红旗大队，徒有其名，不仅虚报浮夸严重，民众生活困难，食堂几乎无米下锅，而且受先进名声之累，地方干部之压，民众不敢揭露问题。刘少奇在这里感受到了阻力，进一步认识到要解决大跃进和公社化带来的经济危机，有必要对提高第一线干部对于左倾危害的认识。
刘少奇回到北京后，参加了5月2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刘少奇由过去的暗示，隐晦的批评转为公开的抨击毛泽东对总路线，大跃进和公社化缺点和成绩关系的评估。同时，也驳斥了为毛泽东推卸责任的“自然灾害论”。他将在宁乡县听到农民讲的人祸论加以整理提高，在会上提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看来，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在在二届人大会议上，迫于大跃进和公社化出现的的危机，毛泽东曾退到了二线，把国家主席一职卸给了刘少奇，让刘来收拾这个烂摊子。然而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他尖锐地批评，使他感到了退居二线的危险，他再次自食其言，又站到了一线。现在面对越来越多的坏消息，特别是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其他中央领导的调查报告，让毛泽东重新产生了躲到二线去的打算。他在大会上，改变了他过去死不认错，一再强调成绩是主要的看法，极力推崇刘少奇在湖南农村的调查报告。
刘少奇抓住这个机会，与周恩来，李富春等人在会上再一次提出贯彻八字方针，压缩工业战线，延长农业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和钢产量的问题。会上还讨论了对在反右倾中被错误批判的领导和民众甄别，平反的问题。
同时，刘少奇利用主持日常工作的机会，加大了政策调整的力度：支持和落实了陈云从国外紧急进口粮食，以舒缓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和减少2000万城镇人口，减轻国家对城市的沉重负担的建议。主持罢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问题严重省份的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在这一时期先后被免职，降级安排到基层或无关紧要的部门。刘少奇甚至提出对一些罪行严重的负责干部应加以逮捕法办。
刘少奇的这些坚决果断的措施，对控制当时盛行浮夸风气，化解省市和基层干部对八字方针的抵制，减轻了饥荒的进一步扩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起了一定的作用。到1961年底，全国关，停，并，转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达2.5万家，缩减了1000万城镇人口。
4.八千人大会迫使毛泽东认错，减少解决经济困难的阻力
大跃进和公社化的发起人是毛泽东，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批不是被迫，而是确确实实信奉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在推行和发挥毛泽东的主张。尽管刘少奇在61年以来，有了一些实权，但是，由于毛泽东并没有对眼前的困境明确表示态度，这些人对如何看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如何看待经济困难产生的原因；以及为什么要实行调整，整顿，充实，提高的方针等一系列问题上并没与刘少奇及其在一线的领导层取得取得共识。有些领导干部即使看到了问题所在，但也不敢出声，更不敢否定大跃进和公社化的错误做法，许多化解危机的主张和措施不能顺利地贯彻。彭德怀庐山会议被打倒，刘少奇本人在新民主义和反冒进问题上受到毛泽东训斥的教训历历在目，前车可鉴。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在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中共党史上极有影响的7000人会议。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就是，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现在大陆学术界通过对毛泽东的一些批文和他周围一些人的回忆录的研究，认为这次会议是毛泽东提议召开的，但是，从会议披露的内容和毛泽东后来对这次会议咬牙切齿的不满态度来看，即使如此，他也是迫于党内外和国内极其糟糕的经济形势的压力，不得不同意或提出召开这个会议。
会前，刘少奇和邓小平曾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起草刘少奇将要在大会上作的报告。报告打算分为三部分：形势和任务；集中与统一；党的问题。当第一部分写好后，刘少奇发表了意见，表示不满意。
吴冷西的回忆说，刘少奇看完初稿，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和胡绳谈话。他“劈头就说，报告的起草，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具体意见主要有：（一）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手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大汗，这才能接受教训。（二）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要求各地、各部门也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三）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四）这几年的错误，同党内过火斗争，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后半段否定前半段、会后又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斗争，有很大关系，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及时改正。“刘少奇还嘱咐秀才们不要怕这怕那，束手束脚，要敢讲老实话，讲过头了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还要讨论，错了政治局负责。（41）
当按刘少奇的意见修改好的报告送到毛的东那里，毛泽东起初建议刘少奇的报告推迟三天，由他修改后再讲，后来又改变主意，不经政治局讨论，直接发给与会代表讨论后再做定论。毛泽东其所以再三改变刘少奇报告的程序，应该与报告对三面红旗产生的后果，即对现实的评估太实事求是有关。他指望能从基层干部中获得支持，反对刘少奇的评估，由群众来修改刘少奇的报告。毛泽东历来对自己在民众中的威信有信心。
报告修改稿出来后，刘少奇又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不照本宣科，只对报告作补充和阐述。刘少奇在阐述中再次发挥了他的人祸论。他认为：目前经济困难的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显然，他的天灾说，既是为毛泽东留面子，也是为自己的工作减少干扰和变数。人祸才是他的重点。为了让与会者明白他的重点，他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全国总的讲起来，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成绩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是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农民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这个“人祸”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某些错误拖延相当长的时间还不能改正? 刘少奇人为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刘少奇的报告获得了强烈的反响。许多省的代表都赞成刘少奇的看法。在讨论中不少代表发言的矛头直指中共的路线。（42）
会议期间，彭真在参与整理和修改刘少奇报告的时候，曾明确地把矛头指向毛泽东。他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彭真的这个说法，是刘少奇人祸论的具体化。刘少奇可以说是完全同意彭真的意见的，只是说法略有不同。他说：有些地方不承认天灾，或者只承认三分，七分是人祸，像河南、甘肃。西北有些县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中央应首先负责，第二是省级，再是他们。我看，这个话许多人心里有，只是没有讲，现在他们讲出来，就是提高了。
代表们在讨论中，对“三面红旗”提出了不少疑问和批评。如果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那么眼下的这么严重的经济问题又怎么解释。如果说三面红旗是错误的，那么，势必激怒毛泽东。虽然，事实击破了三面红旗的神话，但是人们心中的毛泽东神话还没彻底打碎。刘少奇和邓小平心照不宣，都知道现阶段，真理仍然不是神话的对手。不得不对三面红旗仍然采取抽象的肯定，具体否定的策略。
陈云在为刘少奇整理和修改报告成立的起草委员会上，谈了不少自己的观点，他说：有些问题，只能在原则上肯定，有些人认为不具体，还有怀疑，我说公开讲，过几年再说，如人民公社，有怀疑的人，容许他怀疑几年。
刘少奇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谈到“三面红旗”时，与陈云的口径几乎一致。他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刘少奇还说，人民公社还是有点一大二公，将来会看出来，现在难讲。
邓小平几乎没有具体谈道三面红旗的问题，但在他的讲话中，多次提到刘少奇的报告，不仅肯定报告的内容，而且提到刘少奇能做出这样的报告，是不容易的。显然，他极为赞成并支持刘少奇的报告。
刘少奇在会上还对庐山会议以后中央由反左转为反右提出了批评。会上有代表提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信上讲的，不正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吗？
刘少奇回答：从那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但毛泽东定的案，刘少奇自知没有这个能力翻，也不想因此得罪毛泽东，坏了解决民众饥饿危机的大计，他不得拿出庐山会议毛泽东对彭德怀莫须有的定性来阻止代表对这一禁区的进一步追问。他又说，彭德怀的问题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在讲话中都强调，要对庐山会议后，各地反右倾，拔白旗，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和平反。言下之意，除了彭德怀之外，任何受到牵连的案子都在甄别的范围。从而把庐山会议后的打击面大大缩小。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还处理了当年最积极支持毛泽东搞大跃进和公社化的爱将曾希圣。对这段公案，现在有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安徽组在讨论问题时，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不仅没对该省饿死200万人实事承担应负的责任，反而压制代表揭露问题。刘少奇代表政治局对曾希圣进行了批判，直到会议结束，还留下安徽的代表讨论安徽的问题。曾希圣受到批判揭露后，被调出安徽省。由李葆华接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另一种说法是，曾希圣因在安徽搞联产承包，受到刘少奇的批判，被调出安徽。现在比较流行的是第二种观点。国内近年出版的许多专著和网上的许多文章都是这样说的。
除非以后中共公开七千人大会的原始记录，可以证明这种说法，至少现在我还认为前一种说法比较符合逻辑，后一种说法很难站住脚。大跃进和公社化时，曾希圣是跟毛泽东最紧的省委书记之一，也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刘少奇骨子里是反大跃进和公社化的，在撤销了舒同，吴芝圃，张忠良和高峰这些民愤极大的省委第一书记后，再拿后台最硬，民愤极大，仍在欺上压下的曾希圣开刀，应该是合情合理的。解散公社食堂后，全国各地都自发的起来实行了包产到户，毛泽东这时还蒙在鼓里，并没表示反对。刘少奇在毛泽东批判包产到户之前，没有理由专门到安徽组来批判曾希圣搞包产到户。
这次大会，民意几乎一边倒，发泄对大跃进和公社化的不满和怨气，毛泽东发现，民意已经不在自己这一边了，原本指望与会代表会对刘少奇的报告不满，利用民以来修改刘少奇的报告的暗算落了空。他不得不在会议上对经济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
毛泽东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很明显，毛泽东的认错是言不由衷的，不仅没有说明错在那里，也没有讲清楚该负哪一点的责任。或者说，到底是要承担他倡导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责任，还是总路线的责任。反映了他心里并不认为自己这些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有错误和在形势逼迫下违心认错的无奈。
在毛泽东处于极其尴尬的情况下，幸亏他亲密战友林彪发表了与众不同的看法，拉了他一把。林彪发言时，抛开了写作班子为他准备的讲稿，他说：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干劲的做法，不争上游的做法，少慢差费的做法。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 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
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
林彪的发言给了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富春，彭真等在第一线指导工作的领导人很大的困惑。把问题上纲上线，不少人感到了压力。会后，毛泽东称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马列主义的讲话，建议发至全党学习，看了很高兴。还用讥讽的口气问罗瑞卿是否能作得出这种水平的报告。
尽管林彪的讲话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地为毛泽东评功摆好，但是，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各级负责人，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血泪帐:每一个省，每一个市，为一个县，每一个公社，每一分钟都有人在饥饿中死去。除了毛泽东之外，几乎没人认同林彪的看法，昧着良心发言支持林彪。
可以说，七千人大会，是对刘少奇建国后与毛泽东产生的一系列分歧的一次总结，谁对谁错，谁的主张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谁的主张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代表们，特别是中共高层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最后通过的刘少奇的报告决定，不提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和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实际上否决和关上了毛泽东大跃进的大门。
刘少奇当着七千代表，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令毛泽东非常光火。会后，毛泽东曾向江青表露了他的感受，气愤地说，当时他他憋了一口闷气。文革时，毛泽东又旧事重提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七千人大会，埋下了毛泽东要除掉刘少奇的火种。会后，中共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和林彪怨气未消，离京出游，双双拒绝参加会议。
4.峰巅之作，支持和放纵三自一包
1962 年2月21日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在会上面对当年财政将出现30亿的赤字，主张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刘少奇在会议中提出：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时期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国民经济的调整贯彻下去。
2月26日，在西楼会议的基础上，又召开了国务会议。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曾拒绝毛泽东要他讲话的要求，但这次在刘少奇的鼓动下，却做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会后，刘少奇在这个报告上加了批语转发全国。他在批语中再次强调在非常困难时期，要确定一个恢复时期，以农业为基础，全面调整国民经济。3月12日，刘少奇再次主持西楼会议，提出恢复陈云的中央财经组组长职务。
5月7日至1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刘少奇向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再三强调：现在的经济形势，不是大好，没有大好的形势。通过了陈云主持的财经小组提出的1962年整顿计划。刘少奇在会上说，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
刘少奇一手抓调整，整顿，压缩基建规模，把大跃进搞乱，搞砸了的工业体系逐步恢复元气；另一手就是不断强调困难，解放思想，鼓励地方，跳出传统禁锢，用非常时期的办法来恢复经济。
公社食堂解散后，中国农民自发的创造了在公有制的条件下走出乌托邦的最好形式，包产到户。这种经营形式，生产资料名义上还属于公有，但经营的实际权力已回到了农民手中。避免了权力垄断者的瞎指挥。承包了土地的农民，自负盈亏，经营的好坏与报酬联系在一起，克服了过去吃大锅饭的弊端。公有制的法人代表，国家或集体，实际上失去了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除了土地的买卖之外，农民在土地上获得了个人的自由，个人的积极性和经营的才智有了发挥的空间。公有私营的形式，既是解决公社化出现的混乱和困难的钥匙，也是将来是走向私有私营的通道。
刘少奇早就看到了公有化的问题，从中共取得政权后，就一直与毛泽东的治国理念发生矛盾。但是，由于外受苏联的影响，内受毛泽东的打压，他的主张只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迂回曲折，时隐时现。当毛泽东面对被自己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搞得鬼哭狼嚎，饥鸿遍野的局面，无计可施，做了甩手掌柜，特别是七千人大会后，各级领导对毛泽东的那一套有了痛苦的体验后，刘少奇终于有了放手右一次的机会。
早在刘少奇到他的老家调查时，农民就提出了包产到户，包工到户，包工到组，自负盈亏的问题。刘少奇没有表示反对，他认为，在非常时期，什么都可以试试。这个主张，也就是后来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的最早版本。刘少奇能做到这一步，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
还在高级社期间，就出现了农民消极怠工，效率低下的问题。四川的江津地区、安徽的芜湖地区、浙江的温州地区等都自发地搞过过包产到户。温州地区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经过亲自试点和调查研究，于1957年1月27日，在《浙江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矛盾的好办法》的长文，对包产到户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说明了包产到户不会产生资本主义，不会使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质。但不久，包产到户的主张受到了批判，被指责为戴着合作社帽子的合法单干，将产生资本主义，遭到了取缔。
1959年，不少地方针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一平二调造成的后果，试行土地下放，定田到户，全部或大部份农活包干到户和地段责任制等各种各样的联产承包形式。同样，很快就被毛泽东和他的理论顾问们制止。毛泽东曾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揭穿 ‘包产到户’的真面目》的评论员文章，指责“包产到户是极端落后、倒退、反动的做法。
刘少奇在他的家乡表态，不反对承包制，给了农民可以搞的讯息。宁乡县的农民很快就搞出了各种各样的以承包为主轴的生产和分配形式。到62年七千大会后，承包制几乎普及到了每一个生产队。与此同时，全国农村也不约而同地搞起了联产承包。甘肃，浙江，四川等地超过了70%的生产队，安徽有80以上的生产队采取了这一方式进行生产自救。
解散了公共食堂，恢复了一家一户的生活方式，自留地得到恢复。有了包产到户和农民自留地，就有了可供个人支配的农副产品，也就产生了交换的要求，公社化以后消灭的自由市场也就获得了新生。
这一时期，来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邓小平，邓子恢、陈云、周恩来等与刘少奇的看法基本一致，都赞成和支持包产到户。邓小平表示：不管黄猫黑猫，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 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包产到户。群众要求，总有道理。（43）
1962年5月底6月初，邓子恢在部队讲农业问题，当他谈到安徽的包产到户时说：“过去我这样说是要被带上右倾帽子的，现在我的右倾帽子摘掉了，不怕了。”（44）
由于得到了刘少奇和一线负责人的赞成和支持，包产到户，在农村得到迅猛发展。并渗透到城镇的一些小型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出现了包工包产，自负盈亏等经营形式。自由市场，也由农村乡镇逐步地向大中城市扩展，62年中旬到63年初，毛泽东的眼皮底下北京市的自由市场也渐渐繁荣起来。
正好此时，毛泽东也派他秘书田家英到湖南农村调查他主持制定的“农业六十条”的贯彻落实情况。六十条对毛泽东的公社化做了一点修正，把基本经济核算单位下放到了生产队。毛泽东自认为这么一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民众一定会非常满意，坚决支持。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败走麦城后，急需一个好消息提神正气。
然而，田家英调查的结果是，农民对毛泽东的那一套换汤不换药的玩意并不欢迎。农民真正的欢迎和支持的是包产到户，而且，搞了包产到户的地区，经济恢复已经有了成效。1962年6月田家英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恰好不在北京。他只好先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反映湖南农民这些情况。刘少奇一听就明白了，叫田家英不必再讲下去了。他认为，现在的情况已相当明了，完全同意田家英的看法，并提出应当把包产到户合法化。
邓小平，陈云，邓子恢和其他在一线的负责人都支持合同已刘少奇的看法，并责成田家英起草有关文件，题目初拟为《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田家英问刘少奇，能不能把他的意见报告毛泽东，刘少奇同意汇报。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农民的真实意见和刘少奇等人对包产到户等一系列恢复经济措施的看法。在这之前，毛泽东早就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等人赞成包产到户的消息。随后，陈云又专门找毛泽东谈话，提出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的意见。各地农民也纷纷给中共中央写信，极力赞成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毛泽东听了田家英的汇报和陈云的意见，没当面反对，让他们下不了台，他知道刘少奇是他们的真正后台。
随后，他通知刘少奇到游泳池谈话，当面训斥：批评刘少奇对包产到户为什么不顶住，我死了你怎么办？刘少奇忍无可忍，顶撞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事实上，1962年下半年，当经济形势稍有好转，毛泽东又坐不住了，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他亲自出马，做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报告，提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刘少奇在会上，一方面不得不抽象地迎合毛泽东，承认有人利用目前的困难，向党发起进攻；另一方面，又给了毛泽东一个软钉子，他强调现在仍有困难，还要继续克服，会议的传达应有个范围，不向下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这样一来，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这把屠刀就被刘少奇暂时地挂了起来。
由于毛泽东的反对，包产到户，自由市场和自负盈亏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最终没能合法化。但是，这些有生命力的措施，一直在农村中自发的进行。1962年，湖南有二万五千个生产队实行了分田单干，安徽有六万个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因此，农业生产出现了很好的势头，1962年底，开始出现增长，有了6%的增长率，中止了年需三年下降的势头。国营和自由市场上的东西逐步多了起来。到1964年底，不仅国家财政收支实现了平衡，而且，许多城市出现了猪肉，家禽和水产敞开供应繁荣局面。
刘少奇在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过程中，能够面对困难，承认现实，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采取一些离经叛道的办法和措施来控制饥荒的进一步蔓延，恢复经济，确确实实做了积德于民的好事，也在中共内部树立了好的形象。如果说，过去许多从军队下来的负责人对刘少奇还不太服气，那么，三年经济危机之后，这些人普遍都对刘少奇产生了好感。像毛泽东的爱将邓小平，陶铸，谭震林等人，都站到了刘少奇一边，以至于后来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都无法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中取得共识，不得不借助于军队和那些毫无社会经验的愤青红卫兵。
毛泽东作甩手掌柜后，他看到刘少奇推行的那一套远远比自己的办法行之有效，而且，没有他对各路诸侯的打点，刘少奇照样可以把各项工作抓的井井有条。社会经济形势与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时相比，有了天壤之别。他感到自己在政治局，甚至在中央委员会，成了孤家寡人。1964年6月8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显而易见，这个敌人就是刘少奇和他的跟随者。经济一开始恢复，他就有了搞掉刘少奇，夺回掌握在刘少奇及其追随者手中的权力的打算了。
后来，毛泽东搞的四清运动，但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要否定刘少奇在农村推行的三自一包，分田单干等做法，把农民重新规范倒他的空想社会主义体制下。到文革前夕，这种非常适合中国国情，能够促进生产发展的新生产经营方式，已基本上被毛泽东完全扼杀。文革中，刘少奇还为此赔上了个人性命。
刘少奇跟着毛泽东身不由己的犯过许多错误，也得罪过和错整过许多无辜的民众。但是，在三年经济危机期，如果刘少奇不站出来，不计个人得失，纠正和否定毛泽东的错误，这场灾难也许还会延续好多年，饿死的民众将远远不止后来统计出来的几千万的数字。他主张和倡导的包产到户和自由市场，无疑是后来经济改革资本主义化的先声。当毛泽东死后，中国并没有经过长时间的重新探索，很快就找到了经济改革的突破口-----联产承包，并逐步由农村推向城市的国营和集体企业。今天，不论我们站在什么角度，不论我们站在什么立场，不论我们是从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着眼，这些都是历史进程中极有价值和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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