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角落一向有人生活，只不过你不敢独自去看。导赏团带你走过油麻地 1.5 公里的命案现场，包括轰动一时的旺角垃圾站 15 岁私影女弃尸案、碧街便利店凶案、床褥卷裸女弃尸街头案，油麻地地铁站婴尸案等。重温离奇无因的命案，聆听无名者的故事，从血脉和肌肉之中感受城市。”
打开油麻地凶案导赏团项目的众筹主页，你便可以看到如上这样一段导语。
2016 年 10 月，油麻地凶案导赏团成立。项目发起人叫陈可乐，是香港基督徒学生运动的干事。原先，陈可乐计划办一个关注底层的导赏团，当他翻阅过去的报道时，发现油麻地的命案极多。因之前曾在油麻地长居，陈可乐萌生了将油麻地近十年发生的命案和凶杀案做一个导赏的想法。“透过死亡，对底层市民生活空间、困境作更深入的了解。”
凶案导赏团的领队叫陈玉峰，是一名执业律师，她和陈可乐曾是油麻地街坊。这些年，陈玉峰一直有留意油麻地发生的大小事件。当她意识到自己生活的社区曾发生过如此多命案时，开始反思为何自己可以幸免于难？她认为，命案之所以降临在那些不幸的人身上，当中必定有些“东西”把不同的人相隔开，或许是身份的不同、政策的不足......涉及社会、制度等诸多层面。
在美国小说家劳伦斯·布洛克的代表作《八百万种死法》中，纽约被描述成一个充满黑暗、暴力、孤独与死亡的都市，离奇凶案层出不穷。有人会在家里看电视时被无辜炸死、也有几十年的邻居会因一只新宠物争执动武而死。八百万人口，每人都有一种死法。受布洛克作品的启发，凶案导赏团将项目的导赏主题命名为“油麻地的两万种死法”。
每周六晚上七点到八点半，陈玉峰都会带参加者游走在旺角和油麻地的各个角落，去到命案现场观看，然后讲述当时死者的故事给参观者听。
或许是出于职业本能，或许是希望能带给参观者更多的思考，陈玉峰讲述的每一个死亡故事，背后皆与社会现状、政策制订、司法制度有所关联，有时她还会详细讲述某宗凶案法庭的最终判决为何等，令参观者颇为惊讶。
截止到目前，导赏团已接待了 10 多个团体，共上百人参加。有普通市民、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创作者，也有油麻地的街坊和社会褔利署安排的低收入人群。
“死者及疑凶都是小市民，死了你也不会察觉，没人关心他们的处境。”一如项目发起人陈可乐所言，在导赏团全程讲述的 10 多个命案中，嫌犯和死者大多来自弱势社群或是社会边缘人士。例如地铁站婴尸案的印尼女佣、非法赌档命案中因躲避警察缉捕丧命的两个工人、生龙清汤腩命案中砍死兄长的弟弟......这些命案往往发生在闹市之中，都是大家经常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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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个中学老师借同事 500 万炒股，欠债没钱还，在大厦跳楼轻生。”“楼下公厕更是每一个隔间都死过人，通常是瘾君子吸毒死去。有个瘾君子死后，有人偷他钱包，被第三个人撞到上前捉贼，两人才发现那人已死。”“也有个德国游客在厕所离奇身亡，财物没损失，但牙齿全部脱落。”陈玉峰指着庙街和天后庙一街之隔的停车场大厦说道。她告诉随行的参观者，这里是“油麻地死人最多的地方”。
贫富悬殊问题，社会褔利政策问题，少数族裔的身份问题......在这些命案故事背后，陈玉峰认为香港存在着很多隐性的社会问题。譬如在对待内地人的态度上，一些香港人常常会戴有色眼镜。每次带领参观者走到油麻地警署旧址，陈玉峰都会详细讲述一番“油麻地警署捡死人橙”案，称这则命案看似一起普通的交通意外，其实“背后的故事曲折而委屈。”
死者朱勇明，76 岁，是一名苦力。他与前妻育有三名子女，其中两人任职警察，女儿移民美国。几年前，朱勇明再婚，与内地妻子任女士重新育有两名子女，因社会援助金无法满足家庭支出，每日凌晨五点至早上九点在水果批发市场打散工帮忙补贴家用。遭醉驾被撞身亡后，死者朱勇明和妻子在网上受到了各种无端地指责和攻讦。陈玉峰告诉参观者“我不知道当时这个伯伯在想什么，为什么上一个家庭的子女没有供养他，为什么到七十岁还在做苦力，我对这个故事没有结论。只是想告诉大家，在这里走过的每一个很普通的人，背后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些故事，曲折委屈。”
“活在油麻地，死可以很简单寻常。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凶案背后所反映的死者生前的处境，以及政策未能照顾到哪些人。”在接受香港01新闻采访时，陈玉峰表示。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对凶案导赏团和陈玉峰的行为表示理解。在网上，有网友质疑导赏团这样的行为会不会对死者不尊重？对此，陈可乐和陈玉峰分别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陈可乐认为，死去的人，生前就是一群被社会歧视和污名化的人，“城市仿似会吃人，而凶案是城市的排泄物。我们想做到的是，以导赏团令大家认识到社会的贫穷和歧视问题，而集中讲述他们的死亡，某程度上虽也有种激进。但如果没有这个导赏，那些名字恐怕除了上报纸那一刹，根本就不会有人再关注他们。”
同样地，在陈玉峰看来，凶案导赏团并非噱头，而是想用另一种切入点去重新认识自己所生活的城市和社区，“以前我在油麻地遇见过不少南亚人、妓女、底层劳工，他们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死亡故事，为什么我能够与他们有所不同，有什么保护到我？而没有保护他们？这是关于政策、制度、阶层的思考。”
陈玉峰还表示，“带了 10 多个团后，我发现重复提及死者和案件，反而有一种纪念之感；不间断地谈及，令事件变得没那么煽情、神秘，反而回到事情本身，能更客观看个中问题。”
从 2016 年 10 月到 2017 年 2 月，回顾自己的带队的经历，陈玉峰称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班 15 岁左右的中学生。除了有她所讲述的“旺角垃圾站私影女弃尸案”被害人与这些学生同龄的原因，还因为有的学生会借此思考到生死的课题，有的会反省自己与家人的关系。陈玉峰说：“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反应。”
就像视频结尾时陈玉峰对参观团成员所说的，对她而言，做城市凶案导赏团讲解的意义并非出于说教。她更希望大家能以一份感知的心去了解那些案件，感受底层生活，而不是预先设定各种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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