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订24、25日举办”纪念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中研院副院长黄进兴开场致词时，表示此次会议适逢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配合新史料的集成、相关资料的公开、学术性的讨论，盼能对于二二八事件的还原起一定作用。
应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多项研讨会议与新书近期陆续发表
黄进兴表示，二二八事件于1947年发生，但事件的研究则一直要到1992年台湾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组”成立后才于焉展开，随后官方版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才正式出版。
黄进兴表示，国家档案局在2000年时，有计划地征集二二八事件相关史料，并由”国史馆”出版《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16册，对于事件的真相及相关研究，提供了基本史料。时至2008年4月，中研院台史所档案馆在一偶然机缘下，购得一份有关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的相关资料，而这批新史料的出现，对陈仪政府在二二八事件中，如何利用情治人员渗透各地处理委员会、举报涉案人员的研究等，提供另一个切入的角度。随后为了进一步掌握情治人员报告所纪录的二二八，台史所邀集者成立「二二八新史料解读班」，想要借由新史料补正过往的论点。这些新史料包括美国国家档案、台国防部保密局台湾站档案、《总统府档案》、杨肇嘉〈六然居典藏史料〉等。
在史料解读与研究有了初步的成果后，黄进兴期许随着史料的公开、解读、出版，学界的研究、讨论，能对二二八的研究、对于转型正义的工作有所帮助，期待借由还原历史的努力，能逐渐平复事件所带来的伤口，让历史回归历史。
随后致词的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董事长薛化元则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指出尽管有更多新的史料出土，尽管有了如保密局、”国史馆”的资料陆续解密，但研究者在翻阅这些史料后，反而更加明白在这些史料的背后有着更多的史料还没有被公开。
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董事长薛化元表示，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仍待厘清
薛化元强调，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与白色恐怖的研究其实不一样，虽在官方补偿、赔偿方面，确实已有一定的学术研究成果，但这并不代表二二八事件的责任归属获得厘清，责任归属问题甚至还停留在”无迹可寻”状态。薛化元希望往后学界可以继续透过不同的对话，彼此了解如何在史实的基础之上，建构合理的历史解释，于此才能提供后人在理解二二八事件，有一个比较好的视角与方向。
在24日会议上午第一场次的研讨中，前”国史馆”修纂处处长侯坤宏、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员陈仪深，分别就二二八事件与台湾意识、台湾民族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见解。侯坤宏表示，”高度自治”是二二八事件参与者最大的政治要求，主要是为了追求台湾能够落实民选制度、进行县市长民选。所谓的”托管”与”独立”并不是当时台湾人的主流主张。
其后发表论文的陈仪深则指称，二二八事件成为了台湾民族主义在海外发展的一个起点，所谓的”台独”意识在二二八事件前与事件发生的当下，其实是淡薄的，反倒是二二八事件种下了”台独”意识的因，而不谓为”台独”意识发展的果。陈仪深以当时原本主张”联省自治”的台籍仕绅廖文毅为例，指廖文毅后来所以在日本积极推动”台独”运动，在于二二八事件以及随后国民党政府的处理方式，都让廖文毅感到失望与不满，终促使廖文毅从主张”台湾自治”转变成”台湾独立”。陈仪深认为，正是二二八事件开启了国民党政府治台的失败与失格的讨论，其后才逐渐培养出”台湾意识”的发展土壤，并影响至今。
前台湾驻日代表罗福全应邀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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