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经常有一些西方青年头脑发热，来到中东投身“伊斯兰国” （ISIS）的“圣战”事业。
为了进入“伊斯兰国”，他们中有些人甚至放弃了优越富裕的家庭条件，放弃了和平的生活环境而去选择和其它极端分子一同战斗。
然而，随着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反恐形势的转好，已经有法国的圣战分子和他们的家属选择投降或回国接受审判。法国记者David Thompson 在他的新书中称这些人为“幽灵”（Les Revenants）。
David Thompson和他的新书《幽灵》“圣战”青年和他的四个女人2017年2月10日，法籍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成员Kevin Guiavarch和他的四个妻子，六个孩子到达巴黎。经历了3年的圣战后，他终于在去年6月决定和他的家人们逃离“伊斯兰国”入境土耳其接受审判。
如今，他们已经在法国安全部门的重点看管下回到法国。
Kevin Guiavarch是法国布列塔尼人，今年只有23岁。在巴黎由有精神问题的母亲抚养长大。kevin中途辍学后选择去接受职业培训。在Kevin即将成年的时候，他开始接触极端的伊斯兰思想，并将这些思想散播给其它法国年轻人。2013年Kevin带着新认识的女友来到叙利亚，很快他还认识了其它3名女子并和他们一起加入了“伊斯兰国”的圣战组织。2014年他的名字出现在了法国伊斯兰极端组织“Forsane Alizza”的名单里，Kevin的名字从此被广大新闻媒体熟知。
对于Kevin的4个妻子，媒体也显示了极大的兴趣。大老婆叫Sonia，35岁，比Kevin要年长许多。其它三个妻子都是20出头，6个孩子年龄在1到4岁之间，这是一个传统的一夫多妻制的伊斯兰家庭。以下是媒体或法院对她们的采访。从采访中，我们能看出伊斯兰教已经在她们的心里留下了烙印。
当谈到她们和Kevin的婚姻关系时，Souad（小老婆）表现出了对伊斯兰信仰的坚持和理解：
调查者：您对一夫多妻制怎么看？
Souad：这是一种善行，因为这是被真主认可的。我们一起组建一个大家庭，所有妻子之间互相帮助。一位先知曾讲过：一个男人可以爱许多女人，但是一个女人不能爱很多男人。当然，这也并不容易。在一夫多妻制的家庭，大家会产生嫉妒、争吵。。。
大老婆Sonia对伊斯兰教的律法也是相当的支持：
调查者：您如何看待伊斯兰教法律？
Sonia: 存在就是合理。
调查者：您如何看对通奸的女人处以石刑？
Sonia：这符合伊斯兰律法。
当谈到法国伊斯兰的现状时，她们提到了法国社会的排外现象：
Kevin的第三个老婆Sabrina提到了她在法国的一次经历：“一次我戴着头巾在街上走的时候，遭到了一些人的羞辱。他们把手放在喉咙前，冲我做杀人的手势。他们还冲我喊：你待在这干嘛？滚回你的老家去！”当然，Kevin的女人们也纷纷表示她们是受到了“伊斯兰国”煽动性宣传的蛊惑。
Saoud说：我曾认为圣战是我们的义务，因为我看过一些是宣传视频。里面讲说我们应该响应哈里发的号召，去拯救叙利亚人民。
Sonia告诉我们：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宣称穆斯林女性在法国备受压迫，没有人权。
（以上采访资料来源：Le Monde）
“幽灵”的回归Kevin和他的妻子孩子们正是这些失足极端思想的所有法国青年的缩影。据法国内政部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月22日，共有689名疑似法国极端分子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被发现，其中有289名是女性。随着反恐战争的持续，已有207名极端分子逃离“圣战”战场回到法国并由法国安全部门重点看管。
这些被称为幽灵的特殊群体，令法国的安全部门倍感压力。
对于这些曾经的极端分子，法国相关部门将首先进行审判和调查。法国检察院已经加重了相关的刑事惩罚。加入“伊斯兰国”的量刑由轻罪（十年监禁）变为刑事犯罪（最少二十年监禁）。
他们为何选择战争？
回到开头那一段话，为什么总有一些年轻人放弃和平的生活条件，而选择参与到血腥的战争中去？
想法哥认为，“伊斯兰国”对于某些当代青年的吸引源于他们精神上的空虚和失落。新一代年轻人生长在物质越来越丰富的和平社会中，他们并不了解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反而，简单、麻木和同质化的生活使他们的精神生活十分单调。因此，一些极端思想趁虚而入而侵占了他们的大脑，造成了他们思想的极端化。另外，社会内部的冲突，如前面提到的Sabrina在法国的经历，也加剧了这个年轻群体对社会的质疑和失望。他们希望寻找新的思想方式来逃避这一切，并填补失落的精神世界。
然而，来到“伊斯兰国”并不意味着解脱，多年后，圣战青年们心中那个虚无缥缈的“圣战”理想破灭了。“伊斯兰国”的处境夜越来越艰难。于是，他们宁愿回国接受审判也不想每天生活在不安全中。但是，“幽灵”的归来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一位法官指出：这些极端分子主要是因为厌倦了战争或对“伊斯兰国”的未来担忧而离开“伊斯兰国”。他们中很多人可能并没有改变其极端思想。
从对Kevin四个妻子的采访中，我们可以看出，她们虽然已经对“伊斯兰国”失望，但我们不能确定她们心中是否还存在些许极端思想的火苗。
因此，对“幽灵”们在监狱中的“反激进”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是否能放心一部分“幽灵”终有一日要重返社会呢？该如何处理上文提到的那些女性极端分子家属？如何拯救当代年轻人对社会的失望情绪？这将是法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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