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人民叫做猪民。他们只会老老实实呆在猪圈里，习惯了服从、任人摆布、驯良无比而不会有任何怀疑与反抗，哪怕死到临头，他们除了嗷嗷喊几嗓子，什么也不会做。他们失去了血性与野性，失去了自由与梦想，很傻很天真，也真让人泄气。比如有人到京师拍摄有关雾霾的公益宣传片，胡同里突然蹿出几十位大爷、大妈严厉阻止，怒砸摄像机，理由竟是这些拍片人“别有用心”“居心不良”，意图抹黑我们伟光正的祖国。这便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综”，被人卖了，还要乐颠屁颠地帮人家数钱。
——这些，大致就是“猪民”论基本套路。有人还可以就一些事写得非常俏皮，变成流传甚广的段子。
“猪民”论经常引用南京大屠杀的例子。最著名的表述是这样的：“当南京市民、国民党兵被成串押送准备屠杀时，大家都很清楚自己的命运！可惜没有一个反抗的！日军大屠杀期间竟然无一伤亡！也就是说，几十万人在被日军屠杀时，没有一个人敢于做临死的一搏，没有一人有过‘死之前拉个垫背的’的想法！日军屠杀几十万南京人，比杀30万只鸡还轻松自如！我绝对相信，把30万只鸡放出来，日军随便杀，杀一个月也杀不完！”崖山海战战败后，10万军民随之投海，以身殉国，也遭受同样的贬损。“感觉这些人都被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等愚民理论洗脑了，莫非真的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吗？为了所谓的‘节气’‘操行’‘节操’而跳海自尽，那不是纯粹傻B吗？现代打仗，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降！还有谁那么傻B去自尽？”首先要指出的是南京大屠杀期间，30万人当时只有很少人才看清了日军的意图，并且他们有人也是设法反抗的，但反抗均失败了。而之前的松沪会战，国军正规军80余万人都抵挡不了比之中国军队装备优良了几十年20万日军，你要30万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与国军残兵挡住日军的疯狂大屠杀，若不是歪论也是鬼论吧。
1533年，印加帝国拥有2000万人（也有一说为600万人，历史人口数据总是说不清楚，但至少600万），精锐部队就8万人。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仅率200人的一支军队，就成功征服了这个国家。比之南京大屠杀，满清制造的“杨州十日”“嘉定三屠”，杀的人更多。“杨州十日”被杀者高达80万，“嘉定三屠”则有5到20万（事件相当严重，应当有十多万）。崖山海战是南宋对蒙古的最后一次抵抗。在整个宋朝，朱熹与程颐的“理学”被皇家认为是伪学，“存天理、灭人欲”等愚民论尚未成为人们的信念。
如果你仅以为就是中国人是那么的愚傻，那请移步到二战期间，看看犹太人的遭遇。
600万犹太人被希特勒纳粹政府送进毒气室，他们同样无法有效反抗。蒙古大规模征战时，灭掉西夏国，也是大屠杀。然后一路向西灭掉一个又一个国家，直接打到欧洲，整个征战期间，几十个国家被灭时，约有2亿人死于蒙古铁骑下（中国被杀总人数至少6000万）。那时，蒙古总共就100万人，只不过在征战期间，有了一些民族加入蒙古战营，成为其帮凶而已。蒙古征服南宋时，就有一大批来自北方的汉人世侯武装加入其中。崖山海战，就是汉奸张弘范部打的头阵。张弘范是张柔之子。河北人张柔，原是金朝大兴府知事，1218年与蒙古军战于狼牙岭，兵败被俘，降于蒙古，便成为蒙古鹰犬。张弘范继承父业，成为蒙古灭宋的主将。后来，蒙元内部争帝王造成内乱，张弘范的5个孙子张景武等站错了队，结果尽被元朝王爷额森特率军抓住以酷刑处决，家产全部抢空。张家女眷全部交与元军轮奸后杀死，仅有张弘范的一个貌美孙女，王爷额森特自己亲自奸污后，觉得杀之可惜才纳为妾室，得留一个活口。历史轮回中，似乎冥冥中自有轮回报应。
在时势中，你想当然，以为普通民众就该挺身而出，站起来反抗，那么，他们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历史。想当然容易，当嘴炮党也容易，但当你大骂“猪民”时，你大约也只是坐在电脑前豪言壮语一番。现今的地球上，莫说那些专制国，就是面对IS那种恐怖组织，普通民众也无可奈何。按照“猪民”论的逻辑，现在恐怖组织加起最多也就几万人而已，几千万、上亿的民众就是吐口水也可以将他们淹死。可不但这些民众拿他们没有办法，2014年以来，美俄等列强使用现代高科技武器，不断对他们空袭，却直到2017年1月，都没有将他们消灭的迹象。他们动不动就用汽车炸弹、人肉炸弹进行恐怖袭击，动不动就是一小队人押着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俘虏，到荒漠处进行割喉之类的处决行动。你组织一帮与你一样的嘴炮党去中东，去与他们作战试试嘛。
“猪民”论不过是素质论之类的翻版，以抱怨与蔑视民众为得意，主要目的是想让民众一个个勇敢地站出来，进行大革命、大暴动之类的行动。在理论上，每个人都觉醒了，世界上任何专制和暴政都会眨眼间垮台。但如果每个人都觉醒了，实际也用不着什么革命与暴动。因为不服从就让人无可奈何。当年，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垮台时，当真就是瞬间的事。
1989年12月21日，老齐夫妇召开10万人集会，讲着讲着，民众表示不听他的了，高呼要打倒他。他们一呼百应。老齐试图让军警弹压，军警拒绝执行他的命令。然后，他与妻子只好逃亡。逃亡没多久，他反被军警抓住。最后经临时法庭判决，将他与妻子处死。那个国家就那样改变了。而罗马尼亚的故事，恰恰不能应证“猪民”论。之前，他们对齐奥塞斯库统治主要选择的是沉默，表面上的顺从。他们只是将不满藏在心里，并不随便发声。对他的散乱的、规模不大的抗议，也只是1989年底才开始的。而且，他们没有选择暴力革命。只不过到了12月21日，时势到了，整个罗马尼亚都被唤醒了，仅此而已。
社会治理最好的方式，是社会精英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为国家和民族构建良好的制度，美国当初独立建国时，就是由宾夕法尼亚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弗吉尼亚的托马斯·杰斐逊、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纽约的罗伯特·R·利文斯通、康涅狄格的罗杰·谢尔曼和乔治·华盛顿等人一起通过长期的讨论研究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宪政民主共和国，并在开国之初由他们身体力行，将宪政民主的基本规则确实了下来。事实证明，美国仅用百年时间就让自己变成世界强国，二战期间正式升格为世界超级大国直到至今。
民众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并不具有决策权，真正创造历史的只能是少数社会精英。但民众是社会的良知和历史的选择。社会精英如能知民、爱民并顺应历史潮流，做出正确的乃至伟大的决策，民众就会拥护，积极参加国家的建设，最终为国家创造伟大的奇迹。也即在好的社会体系与制度下，民众心情舒畅，积极向上，创造力不断转换为社会财富，国家就蒸蒸日上。相反，社会有太多的不公正，太多的荒唐，太多的卑鄙无耻，民众就会失望，灰心丧气，那么，国家就什么都是乱的，被压抑的，民众的创造力受到抑制，那社会的文化、教育、科技、军事和经济等最终就只能走向败落，国家到一定阶段就啥也不是了。到那时，社会精英就被置于危险的境地。此外，一个国家太乱，太脆弱的时候，外侮也随时可以降临。
民众在历史上，就是一杆称，在随时衡量官家的优劣。什么人好，什么人不好，他们就是通过自己的生活与自由度感受出来。他们多数时候，是作为沉默大多数的一种存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善于忍耐，不表达，不行动，那真不代表他们一定是什么“猪民”。在卑鄙的肮脏的社会，他们甚至会自暴自弃，与权贵同流合污。但并不代表他们的整体良知会轻易丢失。第一是生存，而不是鲁莽地找死。在一定条件与社会时势中，他们是会比较软弱并有些自私。所以，面对南京大屠杀、蒙古和满清猛扑过来的灭国与大屠杀，就像600万犹太人面对毒气室一样，他们只能自我放弃。旧时好多地方都有山寨土匪，他们同样也只能逆来顺受。但到了一定阶段，他们该站起来的时候自然会站起来。那是时机与时势的问题。而在健康的顺达的社会，他们的人格得到尊重，人权得到充分的保护，他们拥有足够的自由，那就能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与整体的力量。以色列建国后，面对十多个国家的联合敌视，却能越战越勇，越战越强，与二战期间完全不一样了。狱太人在二战期间是“猪民”，到以色列建国后就是“狼民”了？谁为犹太人做了如此根本性改变？
社会要做的第一件事实际是唤醒精英，督促精英，而不是幻想先唤醒民众。社会精英如果能够通过自我修正与社会改良，为国家与民族做出最好的历史性决策，那就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看到的美国在建国后，也是一直在自我改变。南北战争，这个国家曾经非常危险，差点就分裂了，但林肯代表美国做了最正确的历史选择。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美国也曾相当危险，社会也濒临崩溃了。但富兰克林·罗斯福出现了，他同样替美国做了最正确的历史选择。美国从富人民主、男权民主、种族平等民主、全民民主，也是不断的历史修正过程。过去，政府不过是富人集团的代言人，然后才给穷人、黑人和妇女投票权。而美国社会的这些改变，除了南北战争外，其他都是社会唤醒精英和督促精英带来的结果。这样的唤醒与督促，中国历朝历代都不缺乏，今天也是如此。而那些通过一轮轮暴力革命不断进行改朝换代的亚非拉国家，革命者一轮轮推翻前政权上台，并没有给国家带来什么实质性变化，相反的，好多国家反而就是一波波历史大倒退的历史遗恨。社会习惯了唤醒与督促社会精英，也就是在催生民众的觉醒。民众的觉醒有两层意义，一是作为普罗大众，他们自身素质在不断提升。一是社会精英也产生于民众之中，素质好的民众，当然有可能产生优秀的社会精英群体。社会精英的醒悟和民众的觉醒都需要时间与历史机遇。英国当年的光荣革命与日本的明治维新，都不属于暴力革命，而是社会精英一下子就想通了，堵在民众心口的那股子恶气也一下子消散了。在英国光荣革命前，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暴力革命却是失败的，在英国历史上没有多少正面价值。故在死后不久，他创建的短暂的“护国公体制”就消失在历史尘埃之中。
“猪民”论是悲观的沉沦的，令人泄气的腔调。除了打嘴炮外，起不到多少激励社会的作用。民众追求尊严、平等、自由的意愿永远不会丢失，因为那是他们的天性，“猪民”论也与社会的历史真相永远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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