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月21日刊发题为《这个世纪出问题了》的文章称，我们大多数人在20世纪的后半叶长大成人，我们对“正常”的认知在那个时代形成。从各方面来看，那是个异常幸福的时期。没有世界大战，没有“大萧条”，内战少了，疫病也少了。
美国标志性建筑自由女神像（图源：AFP/VCG）
文章称，我们恐怕享受不到那样的好时光了。21世纪显得危险且坎坷得多：民族主义日渐抬头，对民主的信心逐渐减弱，世界秩序行将解体。
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或许是经济增长减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人口学家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曾指出，从1948年到2000年，美国人均GDP年增长率约为2.3%。
但是，到了2000年前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本世纪，人均GDP年增长率平均不到1%，自从2009年以来，仅为1.1%。如果美国能把20世纪的战后人均GDP经济增长率保持到本世纪，美国人均GDP应该比目前高出20%以上。
文章称，低增长制约了其他所有要素，导致机会减少，乐观情绪减退，唐纳德·特朗普擅长的肆意妄为和零和思维大行其道。低增长搞垮了美国工人。从1985年到2000年，美国的带薪工作时间增加了35%。在接下来的15年里，带薪工作时间只增加了4%。
对于25岁到55岁的美国男性来说，每有一个人找工作，就有三个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如果美国经济增速与本世纪初一样，将有额外超过1,000万人也能找到工作。按照埃伯施塔特的说法：“显而易见的事实是，21世纪的美国见证了可怕的就业崩溃。”
劳工统计局的时间运用研究显示，这些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平均每年花费2,000个小时看电视或者玩电脑。这与从事全职工作的时间大致相当。
文章称，有57%的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白人男性靠着某种形式的政府伤残福利金生活。大约一半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男性每天服用止痛药。俄亥俄州的一项调查发现，在一个季度内，有11%的俄亥俄州人服用麻醉剂。如今有1/8的美国男性有重罪记录。
这不是我们的同胞应有的生活方式。埃伯施塔特的文章证实了一种想法：我们许多人如今的核心任务不是抵制特朗普。他会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的任务是弄清如何取代他——如何应对低增长和社会不满，因为正是这两个因素使他凭借一些迥然不同的政策组合而得势。
难题在于，让美国同时变得更有活力和更具保护主义色彩。过去，美国的改革者至少可以指望与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共事，这样的社会总能产生解决国家难题所需的能量。但是，正如泰勒·考恩在其新著作中展现的那样，当代美国人丧失了魔力。
文章称，考恩告诉我们，在各个领域，美国人的冒险精神都减少了，变得更加稳定。例如，美国人以往会频频搬迁，以抓住机会改变生活。但是，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相比，如今跨州搬迁的美国人比例骤降51%。
美国人以往具有创业精神，但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初创企业占所有商业活动的比例有所下降。千禧一代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具有创业精神的一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拥有企业的30岁以下美国人减少了65%。
美国人告诉自己，从前的终身职业模式已经过时。而事实上，美国人跳槽的次数少于而不是多于二三十年前。自1990年以来，工作重新分配率降低了1/4以上。
文章称，有迹象表明，美国的创新性也在下降。如果把人口增长的因素考虑在内，美国人创造的重大国际专利比1999年减少了25%。就连开车上路的积极性都不如从前。1983年，有69%的17岁青年持有驾照。如今，只有一半美国人在年满18岁时拿到驾照。
埃伯施塔特和考恩通过不同方式描述了一个正在减速、疏离、丧失希望并且变得可悲的国家。经济放缓、社会不满和风险规避彼此推波助澜。
当然，没有什么是预先注定的。但是，有没有哪个社会运动在思考本世纪开局不利的根本原因并设想一条不同的途径？谁能拿出令人信服的促进经济增长的计划？如果特朗普不行，谁才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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