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因邓小平访美纪录片的播出，“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遭遇刺杀”的“解密信息”遍地皆是，某些报道甚至绘声绘色，说什么“蹿出一个穿黑皮大衣的高个男子，他越过警戒线，一边朝讲台上的邓小平冲去，一边从衣袖中抽出一把短刀……”①噱头虽足，但考之史料，其实并没有“刺杀”发生，至多，不过是发生过一些疑似安全威胁的小事件罢了。
邓小平访美“遇刺”
原公安部副部长凌云，曾以负责安全事务的“特别助理”的身份，随邓小平访美。据其回忆，当日发生了两件与安全事务有关的情况。一是在1月29日，卡特总统在白宫草坪举行欢迎仪式，“正当卡特总统致欢迎词的时候，离讲台左侧四五米处的记者群里突然冒出一男一女，挥舞拳头，大声呼叫。这时夹杂在记者群里的秘密特工立即上前卡住他们的脖子，把他们架了出去。卡特没有中断讲话，仪式照常进行。”二是在2月2日傍晚，邓小平应邀参加活动，走出宾馆时，“我方的随卫人员在前面和两侧，后面相距数米跟进的是美方安全警卫人员凯利，我的位置又在他的后面。
突然有一个人插到凯利的前面奔向邓小平，只见凯利疾步抢上前去，胳膊一挥把那人击倒，在附近的警卫人员一拥而上把人捉住了。邓小平在我方随从人员的护卫下安然出门上车走了。瞬息之间，化险为夷。
事后，据美方告之，这是美国最老的恐怖组织三K党的党徒，名叫路易斯·比姆，他被拘捕后还有几个同党举着要求释放的标语牌上街‘示威’”。
从凌云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第一次的状况，只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公开抗议，与刺杀无关。第二次的状况，虽然可疑，但并无任何武器的使用，且同党在事后公开举标语抗议，也显示其并非见不得人的地下组织。
至于“奔向邓小平”的“路易斯·比姆”，即美国著名的反政府活动者Louis Beam。此人倡导“无领袖抵抗”运动，意即：一切个人和组织均是独立作战，无需向任何一个总部或任何一位领导汇报、听取他们的指导或指令。Louis Beam活动方式的特点是：1、公开活动不进行任何非法行为，致力于通过宣传影响“独狼”，但绝不与“独狼”发生直接的上下级联系；2、秘密小组保持低调与匿名，与公开活动完全隔离。
Louis Beam“奔向邓小平”，显然是想借助这一万众瞩目的舞台宣传自己及自己的政治见解，而非欲行刺杀。
②
图注：路易斯·比姆公开宣传其政治见解，此人一般被定义为“新纳粹激进主义分子”（穿白色西装者）
对“邓小平遇刺”这一噱头的过度“解密”，湮没了1979年邓小平访美背后真正的政治涵义。对邓小平此行的目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有着极为精准的解读。
基辛格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访美是做给别人看的，目的在于恐吓苏联。邓小平在美国为期一周的访问既是外交峰会，又是商业访问，外加巡回政治演说，还有为对越作战进行心理战。”③1978年中美恢复外交关系的谈判，本身就与苏联问题关系极深。据基辛格披露，当日双方谈判，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一再强调，“对莫斯科采取‘安抚’政策会使它‘如虎添翼’，但是联合一致对它施加压力必将奏效，因为苏联‘外强中干，欺软怕硬’。”黄华还提到了“地区霸权的问题”，提醒美国人，越南企图统治柬埔寨和老挝，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野心，“背后有苏联撑腰”。邓小平则警告美国总统特使布热津斯基，美国此前对苏联的让步和依从，“从未换来过苏联的收敛”。华国锋的言辞同样直接明了：“我们对许多朋友说过战争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要作好准备……第二，必须打乱苏联侵略的战略部署。因为苏联要夺取世界霸权，就得先在世界各地建立空军和海军基地好进行战略部署。我们必须努力打乱它的全球部署计划。”④所谓“苏联侵略的战略部署”，具体而言，主要是指在东南亚，越南倒向了苏联，并正为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而积极采取军事行动，亲华的红色高棉首当其冲。基辛格说，在中美建交谈判中，“美国辩论中经常涉及的问题——国际法、多边解决、民众的同意——在中国的战略分析中常告阙如，除非是作为达到既定目标的工具。而这个目标，邓小平告诉布热津斯基，就是‘对付北极熊，没有别的’。” ⑤1978年12月16日，中美恢复外交关系，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访美，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对于此中关系，邓小平后来对基辛格有过简单总结：“我(从美国)回来后，马上就打仗了。但我们事先征求了你们的意见。我和卡特总统谈了这个问题，他作了非常正式严肃的回答。”⑥基辛格认为，邓小平此行，采取了与毛泽东相似的策略——“1958年，毛泽东在赫鲁晓夫不愉快的北京之行三周后炮击金门马祖，（给外界）造成莫斯科事先同意北京行动的印象，其实并非如此。……邓小平采取同样的手法，在对越南作战前高调访问美国。”而事实上，“邓小平到达美国后，通知华盛顿中国要出兵越南，但华盛顿并未明确表示支持，美国的作用仅限于分享情报和外交方面的协作。”“这两次，北京都成功地使外界以为它的行动得到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同意，从而吓阻另一个超级大国插手干预。”⑦美国确实没有“明确表示支持”稍后的中越战争，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卡特政府也确曾积极配合中国，使外界误以为中国的行动得到了美国的认同。
据布热津斯基披露，当时，国务卿万斯曾主张，当邓小平访美结束时，白宫的官方声明中，除大谈中美关系改善的必要性之外，还应接着再强调美苏合作的重要性，且对勃列日涅夫与卡特稍后的会晤表示期待。但“卡特决定不发表这个声明”——因为如果发表了该声明，无异于等于告诉世人，邓小平此行并没有取得美国的特别支持。⑧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此行，有大策略的成功，也有小细节的尴尬。为使邓小平感觉亲切，美方特意安排了立场亲华的女演员雪莉·麦克莱恩（Shirley MacLaine）在宴席上作陪，后者曾于1973年率“美国妇女代表团”访华，其间还拍摄了一部歌颂中国妇女解放的纪录片。席间，麦克莱恩对邓小平谈起那次访华，说自己“曾访问中国的一个农村，有件事使她很感动。她遇到一位正在田里种西红柿的教授，她问教授，是否觉得在偏远的乡下干这种体力活是种损失，因为这样完全脱离了他在大学里的科研工作。那位教授说，正相反，他非常高兴和贫下中农在一起，从贫下中农那里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麦克莱恩的“感动”，曾是中国政府对外宣传相当期望达成的效果，但对“文革”结束后复出的邓小平而言，这种“感动”却成了一种尴尬。所以，邓小平“脸上马上变得很严肃地说：‘那位教授在撒谎’。”麦克莱恩闻言大吃一惊，倒是卡特总统“点了点头表示同意”。⑨此外，据卡特总统披露，他还曾在国宴上“利用机会与邓小平就传教士在中国的作用交换了不同意见”。⑩
图注：访美期间，除科技参观等活动外，其公开谈话始终在不断强调苏联对世界和平威胁注释
①《邓小平访美纪录电影将上映 遇刺情节首公开》，观察者网，2015/05/05。②可参见：英文维基百科“Louis Beam”词条，以及“Louis Beam”的“官方网站” http://www.louisbeam.com/ ③④⑤⑥⑦（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P348-372。⑧黄华：《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⑨《冀朝铸口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P121-122。⑩(美)傅高义：《邓小平与中国的对外开放：1977－1979年的中美关系》。
毛泽东的访美计划因何流产？
1944年，美国“迪克西使团”（Dixie）进驻延安，对国共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毛泽东主动向使团提出，希望能够前往美国访问并与罗斯福总统会晤，可谓这种影响达到最巅峰的一个标志。据使团成员克罗姆利少校（Raymond Cromley）1945年1月9日致重庆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司令部的电报，毛泽东当时的请求是这样的：“延安政府希望派一个非官方的(重复：非官方的)团体去美国，向美国感兴趣的民众及官员解释中国当前的形势和问题。以下是他们绝对秘密的建议：如果罗斯福总统表示愿意在白宫把他们作为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加以接待，那末，毛和周即愿一同或单独一人立即前往华盛顿举行探讨性的会谈。”①次日上午，周恩来再次找到克罗姆利少校，补充强调：此事只限魏德迈一人处置，“绝对不能让赫尔利将军（Patrick Jay Hurley）得知此事，因为我不相信他的判断力。”克罗姆利少校当即用电报向魏德迈司令部转达了周的这一要求。②电报涉及到的三位美方人员的职务背景如下：替毛泽东传话的克罗姆利，乃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工③。赫尔利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来华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国共关系。魏德迈刚刚接替史迪威，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驻华美军指挥官。战略情报局当时正致力于获取中共的帮助，以便在华北建立一个代号为“YESSIC4”的情报通讯网络，从这个意义上看，克罗姆利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传话员——虽然克罗姆利本人的政治立场未必亲近延安。④魏德迈取代高度亲延安的史迪威已一月有余，但史迪威当年所倚重的高度亲延安的左右手，如谢伟思（John S.Service）、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包瑞德（David D.Barrett）等，均未遭到撤换，所以，也有理由认为，魏德迈是一个可以信赖的途径，可以将毛泽东的请求呈递给罗斯福总统。至于赫尔利，按苏联驻延安情报人员孙平的说法，其在此前与毛泽东的谈判中一再“失策”，如今正“处境尴尬”，对延安深怀成见。自然，毛泽东访问美国的请求，最好不要让他知道。⑤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希望访问美国并与罗斯福总统会晤，并非异想天开。至少可以认为这种想法的产生，与赫尔利的来访有很大关系。据胡乔木回忆，1944年11月10日，当赫尔利掉进“圈套”（孙平的说法），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在延安愉快签署事关国共两党未来关系的《基本协定》（蒋介石尚未过目）时，曾主动提出，“请毛主席立即写一封信由他带给罗斯福总统”，“他还表示愿意设法使毛主席和罗斯福总统商量问题，以使全世界承认毛主席的地位。”⑤赫尔利的这种主动提议，可能会使延安认为罗斯福总统怀有与毛泽东直接对话的意愿。也正是在此之后，延安开始向美方试探是否有可能获邀访美。⑥
图注：迪克西使团部分成员合影。后排被遮住面部者，即克罗姆利少校（Raymond Cromley）
让延安失望的是，克罗姆利传递的消息没有能够保密。赫尔利很快就知晓了此事，他大发雷霆。1月14日，赫尔利直接致电罗斯福总统，控诉自己在华调解国共两党的努力，遭到了来自以魏德迈为首的美国军方的破坏。电报说道：“在魏德迈将军离开重庆的中国战区司令部时，他属下一部分军官草拟了一个使美军降落伞部队到共党控制区的计划，他们企图将共党部队置于美国军官的指挥之下进行游击战。……这个计划是依据一部分美国军官和共党之间的协议而制定的。他们是想瞒过国民政府而将物资供给共军，并打算直接加以指挥。……这个阴谋是因共产党突然向魏德迈要求让毛泽东和周恩来前往美国和总统(罗斯福)会谈而露出端倪。他们要魏德迈瞒着国民政府和我(赫尔利)，可是在魏德迈的合作之下，乃使他们的阴谋完全揭露。”⑦赫尔利的这封电报，实际上等于变相将毛泽东希望访美的请求，告诉了罗斯福。同时，这一秘密请求的曝光，也在美国总统特使和驻华美军指挥官之间，造成了意外的冲突。正在滇缅前线视察的魏德迈，接到了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极机密”电报，获悉“赫尔利大使向总统报告，我的僚属人员暗中破坏赫尔利与中国共产党的谈判”，马歇尔要他立即就此事的真相进行调查，并做出报告。显然，赫尔利认为，他向延安开出的国共两党合作的条件之所以被拒绝，是因为军方秘密开出了比他更优厚的条件，这一优厚条件，甚至包括运作毛泽东访美会晤罗斯福。赫尔利认为，自己没有办法让国共和解，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始终遇到我们自己的一些外交官和军官的反对”。但魏德迈不同意这一点，所以，“有好几天，他（赫尔利）不和我说话”。⑧
图注：毛泽东与迪克西使团部分人员合影为消除该事件曝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并统一美国军方在华人员的立场，1月17日，魏德迈召集部下训话，明确表态称：他接到总统的指示，“驻华美军的首要使命是支持中国现政府。”亲延安派在魏德迈司令部的话语权也随之骤降。毛泽东访问美国之事，就此不了了之。若干年后，以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为代表的诸多美国左翼作家，一再感慨“If Mao Come to Washington”（如果毛泽东去了华盛顿），中美关系将会有着完全不同的演变路径。参与消息传递的克罗姆利，晚年也觉得这是个“严重的错误”。⑨不过，这种在美国舆论界蔓延了半个多世纪的假设，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罗斯福当日的对华政策，确如魏德迈所传达的那般，“首要使命是支持中国现政府”，所以，即便电报被秘密送抵罗斯福案前，延安当时获邀访美的几率，也是相当小的。
注释①②克罗姆利1945年1月9、10日给魏德迈的电报，原件藏美国国家档案馆，第332类，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战场档案，中国战区美军档，魏德迈卷。转引自《中国现代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P998。③“迪克西使团”内部非常复杂，每个成员都代表着不同的部门利益，有着相对独立的使命。该使团的终极使命，也仍然迷雾重重。详见：谌旭彬，《“美军观察组”如何评价八路军？》，短史记第387期。④据余茂春（Maochun Yu）《OSS in China: Prelude to Cold War》一书的研究，战略情报局在华负责人为建成这一情报通讯网络，曾扣留了魏德迈给延安的抗议信，容忍了“富平事件”（5名战略情报局工作人员被八路军缴械软禁）。克罗姆利在1月9日给魏德迈司令部的电报中，附有自己的十点分析，“认为中共正寻求在敌后扩展势力，对国民党和美国态度变得强硬了。”⑤《胡乔木回忆毛泽东》，1994，人民出版社，P353。⑥据伊利·雅克·卡恩披露，1944年12月，毛泽东曾向包瑞德等人提及访美会晤罗斯福总统之事。详见：《美国对华外交秘录 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群众出版社，1990，P138。但此事之有无，尚待确认。有可能卡恩是将克罗姆利的请求误植了。⑦《中国现代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P999。⑧《魏德迈报告》，（台）光复书局，P274-280。⑨《The Pentagon''s Oldest Reporter Has a Great Story of His Own》，华尔街日报，2002年5月30日报道。
克罗姆利认为：the decision not to pass it to President Roosevelt was a “terrible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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