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共中央高度关注金融风险的情况下，“一行三会”陆续出台有关金融监管措施，但在金融业跨业运营成为常态现象之际，如何在组织层面上给予相应性调整成为金融监管能否落实的必要之举。
目前看来，每5年召开一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于今年登场。近期，在“一行三会”合力深化监管，推动金融领域去杠杆的背景下，如何提高金监部门协同运作，提高监管效率成为金融工作会议所需讨论的重要议题。
据了解，在金融大监管时代，政府内部对于“一行三会”组织体系调整已有所共识，但是否将废除现行分业监管则尚未形成共识。而在台面上，呼声最高的组织再造方案包括“超级央行”与“一行一会”。
金融工作会议将就现行金融监管体制进行重大调整（图源：VCG）
中国金融监管发展路径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于金融监管的认识停留在银行层面的监管。1984年起，中国制定了以中央银行、专业银行并立的银监会二元体制，此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履行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的混业监管。
然而，随着金融发展日新月异，到了90年代初，混业监管已不足以应付当时金融业的发展与管理需要，如何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上强化对金融机构统筹式监管成为当时推动金融监管的核心思维，落实分业监管因此成为当时推动金监组织再造的主要目标。
1992年，证监会正式成立，证券业务脱离央行监管。而在第一、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分别为1997、2002年），保监会（1998年成立）、银监会（2003年成立）接连成立，“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基本框架也随之获得确认。“一行三会”分业监管为规范金融市场秩序、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从以往的金监体系确立来看，这次金融工作会议将给未来金融监管体制再造起到指导作用。
然而，在过去10年间，金融领域的混业经营取得迅猛发展，现行分业监管体制已严重滞后于现实需要。以影子银行监管为例，作为金融创新产物，影子银行跨越了银行、证券、信托、基金、保险等领域，且不断突破监管边界。然而，在现行分业监管框架下，金监部门如同铁路警察般“各管一段”，后果便是监管盲区因金融创新而扩大。
此外，“一行三会”监管标准不一、监管力度不同也导致钻漏洞、打擦边球的事件频发，由此加剧了市场投机、套利的风气。也因此，如何对既有金监框架进行调整，除了建立起一致完善的政策思维外，如何让政策同步获得落实，政策力度、政策方向有效协调都成为这一轮金监部门整并的重要工作。而在台面上，包括“超级央行”、“一行一会”都成为新一轮金监整并的可能方案。
“超级央行”或“一行一会”
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政府对于金监机制改革已达成共识，然而，金融监管千头万绪，如何适应中国自身国情建立起具有前瞻性的监理体制成为当前各方争论的焦点。
截至目前为止，国际上现有的监管模式大致可分为六种：
1.金融协调委员会+一行三会（美国模式）；2.超级央行模式；3.一行一会（金融危机前英国模式）；4.一行两会（央行+证监会+保监会）；5.央行+行为监管局（金融危机后英国模式）；6.一行双峰模式（央行+审慎监管+行为监管，澳洲模式）。
据了解，在六种模式中，中国政府较倾向在“超级央行”与“一行一会”间进行选择。而
对国务院来说，问题的症结点在于是否要打破分业监管的传统。从中国的金融监管现实情况来看，若打破分业监管（采一行一会模式），由于缺乏统一管理人、财、事的机制，后果就是规则协调不起来。
相较于“一行一会”，若坚持采用“超级央行”制，对于当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跨境联动等新形态金融都能采取统筹管理措施。不过目前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的重点是金融稳定、保持合理的流动性与资金价格。再则，央行难免时常需要面对独立货币政策和开放资本账户之间的“两难”之选；与此同时，又要被迫祭出各种效果可能有限的创新工具。最后，央行职能日趋模糊并流于繁琐可能导致新的金融监管盲区，这也是中国政府当前对“超级央行”制度采取观望的主要因素。
目前，目前来看，各方对于金监体制将如何调整众说纷纭，但亟需把握一项核心原则，即中国应建立并完善逐级分层监管框架。以现有“一行三会”的体制来看，好处在于各部门职权集中，对于所辖领域具有绝对权威；然而，缺乏完善的分层监管导致的是问题初发阶段，各监理部门缺乏在底层解决问题的能力与风险意识，最终上升到系统性风险蔓延阶段，必须要中共中央主抓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协调“一行三会”来对症下药。
也因此，不管最终采行方案为何，如何强化系统内部有效连结，让监管机制能够更高效地针对初期病症及时反映才是中共高层在积极去杠杆时所需做到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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