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届奥斯卡（Oscar）颁奖礼已举行，《月光男孩》（Moonlight）夺得最佳电影奖。而过程中的乌龙插曲之外，外界同样注意到这场颁奖典礼充满政治色彩。本文作者腓特烈认为，《月光男孩》这样的黑人电影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是好莱坞“政治正确”的又一次实践。而且，“政治正确”已被好莱坞误读，在一些人看来，只有黑人才是“有色人种”。而在部分黑人眼中，世界上只有两大人种：黑人和“可恶的种族主义者”。本文首发观察者网，现转载如下供读者参考。
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在台上说，信封里面写的是“艾玛·斯通－《爱乐之城》”，因此有了颁奖乌龙的失误
一、引言
在第86届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暖场段子秀中，主持人艾伦•德詹尼斯曾以轻松的口吻说出如下的调侃之词：“今天的最佳影片奖项只会有两种结果：一，《为奴十二年》（一部以黑奴为主题的电影）获得最佳影片；二，你们这些可恶的种族主义者！”
当然，最后《为奴十二年》“顺理成章”获奖，包括艾伦在内的一干颁奖礼出席者避免了成为“种族主义者”的尴尬。不过，此届奥斯卡的观众恐怕很难想到，艾伦用在颁奖典礼上活跃气氛的“段子”，竟然变成了之后不可动摇的“铁规”：奥斯卡，必须有身为黑色人种的演员获奖或至少拿到提名，才是所谓的“政治正确”，否则，这届奥斯卡就是“不正确”的、不理性的，或者……种族歧视的、应被抵制的。
当然，未使用政治正确的“非洲裔美国人”来称呼黑色人种的笔者可能也是奥斯卡眼中的种族主义者之一，即使“非洲裔美国人”这一说法完全没有考虑过来自大洋洲诸岛的波利尼西亚黑人和来自东南亚的尼格利陀黑人的感受。
而从“可恶的种族主义者”，到2016年的“抵制全白奥斯卡”事件，再到昨天《月光男孩》的“乌龙夺魁”，好莱坞和学院可谓在其声称的“政治正确”之路上越走越远。不过，奥斯卡秉承的“政治正确”，恐怕不能和一般意义的“政治正确”混为一谈，两者不但在历史发展和现实表现上南辕北辙，前者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对后者的直接破坏，几乎形成了一种“只增笑柄”的尴尬结果。
二、被好莱坞“误读”的政治正确
在某些为吸引眼球而枉顾事实的自媒体、流媒体的刻意“引导”下，“政治正确”在国内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彻底的贬义词，普通网民可谓谈之而色变。但如果研究这个词汇的发展、起源等，便可以发现，至少就本意而言，“政治正确”并没有那么糟糕，如柯林斯高级英语词典将其定义为“一系列目的在于避免攻击或打压那些在社会上因为性别、种族或残疾等原因处于弱势或被区别对待的群体的语言、政策和措施”的集合。
保护弱势群体，避免攻击他人，谨言慎行，从根本上来说，“政治正确”的定义并不与现代社会伦理运行的基本原则——人格至上及互不妨害原则相冲突，甚至完全是“互不妨害”原则的衍生物。正如杜威和利波维茨基所述的那样，一个人如果目空一切、肆意妄为，并任意侵害他人的话，其最终必然将导致整个现代社会及组成其的每一个个人的崩溃。这样一个自己认为自己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可以随意践踏他人的个人，不过“只是些怪物”而已。因而“个人的自由必须约制在这样一个界限上：就是必须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妨碍。”这也与政治正确的要求相一致。
然而，对“政治正确”的适用必须与其定义紧密关联，即不应“攻击”或“打压”弱势群体，毕竟，即使是“政治正确”，也不能脱离言论自由和私法自治的现代社会根本运行框架。但在好莱坞的眼中，仅仅禁止从业者“攻击”或“打压”弱势群体，似乎还不是那么“正确”，必须得使用一些更有力的手段和措施，才能让好莱坞和奥斯卡更加日益的“正确”起来——仅仅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好莱坞和奥斯卡就已经把“政治正确”原意中的不能“攻击”或“打压”，变成了“排排坐分果果”和“不能让弱势群体不高兴”。而他们对“弱势群体”的定义也有些特别：在好莱坞和奥斯卡，大多数情况下，所谓的“弱势群体”，仅仅指黑人，当然，比黑人更加“正确”的，是黑人同性恋。
在此，笔者愿使用“政治正确”的原概念，对好莱坞版的“政治正确”做出定义：“一系列目的在于避免让黑人不高兴的语言、政策和措施的集合。”
三、只属于黑人的政治正确——并不久远的奥斯卡的另类“政治正确”史
在美国各个由知识分子精英组成的“上层社会”中，好莱坞和奥斯卡恐怕是其中最不“上层”的那个，至少就老式美国上层社会最根深蒂固的毛病“种族歧视”来看，好莱坞和奥斯卡就算称不上是打碎种族歧视镣铐的先驱，至少也称得上破除这一美国社会顽疾的追随者之一。
早在1920年左右，好莱坞便出现了专门为有色人种拍摄、符合有色人种审美需要的电影；在黑人刚获得投票权为时不久、美国军队尚实行种族隔离的1940年，奥斯卡就曾突破历史地选择将最佳女配角小金人颁给黑人女演员海蒂•麦克丹尼尔，开创了黑人演员获得奥斯卡奖的先河；而在美国种族矛盾最为尖锐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奥斯卡更是选择将一座分量更沉的最佳男演员小金人颁给另一名黑人演员西德尼•波蒂埃，这一举动被看作是彼时美国实现种族融合、共享文化繁荣的壮举。
而自二十一世纪以来，如丹泽尔•华盛顿、杰米•福克斯、福里斯特•惠特克、哈里•贝瑞等一系列优秀黑人演员的崛起，更是推动了黑人演员在奥斯卡上的斩获连连。在2010年至2016年，黑人演员在奥斯卡各类奖项中获得金像奖的人数，占这六年内所有获得表演类奖项的演员总数的18%，超过了黑人人口在全美总人口所占比率15.2%。
但应当指出的是，将“黑人演员或黑人题材的电影获得奥斯卡奖”，与奥斯卡的另类“政治正确”直接挂钩，不但是不负责任，同样也是一种无知。无论是早期的麦克丹尼尔、波蒂埃，还是“中生代”的丹泽尔•华盛顿、哈里•贝瑞等，他们获奖时的表现均无可挑剔，即使是美国右翼媒体，也无法将其获奖与所谓的“政治正确”联系起来。而与历代优秀的黑人演员通过个人努力在实现美国的种族平等上所做的长期奋斗相比，另类“政治正确”的历史实在是短的不值一提。
关于奥斯卡究竟何时有了笔者所定义的另类“政治正确”，当然不会有“官方”性质的记录，但所谓“他（她）只是因为是黑人才得了奖”的说法，毫无疑问最早出现在2007年，争议人物则是歌后詹妮弗•哈德森。
相较于分别于其之前和之后斩获奥斯卡奖并横扫国际电影节的哈里•贝瑞和莫尼克，詹妮弗•哈德森的表现似乎并没有那么有说服力，而《追梦女郎》也算不上质量上乘的佳片，但却意外地战胜了当年的大热电影《通天塔》的“双保险”菊地凛子和阿德里安娜•巴拉扎，以及如今已七次提名两次折桂的“女王”凯特•布兰切特。
也正是在此时，关于奥斯卡究竟是“艺术品竞相争荣的结晶”，还是所谓的“多元文化的展览”的争议首次出现，毕竟，正常的电影观众，是无法认同一位出演了一部IMDB仅有6.5分的电影、自身表演还全程“面瘫”的演员捧起电影界的最高荣誉的。
无论是相较于其之前获奖的哈里•贝瑞，还是相较于其之后获奖的莫尼克，詹妮弗•哈德森受到了最多的争议，而《追梦女郎》本身的质量欠佳（IMDB评分仅6.5分）更是佐证了争议的合理性
2014年的第86届奥斯卡遭受了同样的质疑，当届的最佳女配角奖项颁给了黑人演员露皮塔•尼永奥，但她在《为奴十二年》中的表现并不能服众，至少大多数观众无法理解她是如何战胜在金球奖上先下一筹的詹妮弗•劳伦斯（《美国骗局》）和老影后茱莉亚•罗伯茨（《八月：奥色治郡》）的。
而奥斯卡的宣传口径某种意义上也在顺着这种“黑人优先”的原则开展，甚至连以往并不强调自己“非洲裔”身份以及自己如何沉溺于黑人文化的《为奴十二年》导演史蒂夫•麦奎因，也被奥斯卡官方和好莱坞媒体在宣传中反复打上了“黑人民权”“解放者”的标签。
而好莱坞和奥斯卡“政治正确”登峰造极的一年，毫无疑问是2016年，当年的奥斯卡出现了一幕几乎让人啼笑皆非的“抵制全白奥斯卡”事件。
事件的起因在于当年奥斯卡奖公布提名时，没有任何一名黑人演员入选，特别是多年未出演过文艺电影的威尔•史密斯时隔8年重新参演的文艺片《震荡》“竟然”没有获得提名（该片IMDB评分仅7.1）。这样“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引起了轩然大波，以威尔•史密斯之妻贾达•萍克特•史密斯为首，美国黑人影星、黑人名人、黑人社会团体共同发起了针对本届“歧视有色人种”的“纯白奥斯卡”的抵制行动，贾达•萍克特•史密斯还在自己的豪宅内录了一段鼓吹所谓“政治正确”的录像并公开放映，丝毫没注意到自己身后巨大的象牙装饰似乎并不那么“政治正确”。
曾凭借《为奴十二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露皮塔•尼永奥也以颇为冠冕堂皇的语调声称：“在现代社会中，奥斯卡不应该为艺术做定义，而应该多元化地反应当今最佳的艺术作品。我与伙伴们同在，支持他们改变故事以及对说故事的人的肯定。”似乎奥斯卡已经沉溺于白人自大主义的泥潭中无法自拔，多年来的多元化努力已经毁之一旦了。
若从这些黑人富豪们群情激奋的样子判断，2016年的第88届奥斯卡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可谓是令人发指，然而，当最后的获奖名单出炉时，结果却让在提名阶段对各奖项具体提名者“不明所以”的观众们大跌眼镜：
获得本届奥斯卡的“最佳纪录短片奖”的沙敏•奥巴伊德-奇诺伊（作品《河中女孩：宽恕的代价》），是一名巴基斯坦女记者；获得最佳纪录长片的，是英国籍印度裔制片人阿西夫•卡帕迪尔（作品《艾米》）；获得最佳动画短片奖的，是智利籍电影人加布里埃尔•奥索里奥•维加斯和帕托•埃斯卡拉•皮埃尔特（作品《熊的故事》），两人毫无疑问属于“拉丁裔”（Hispanic）；而本届奥斯卡最有分量之一的奖项，最佳导演奖，则归属于同样为拉丁裔的墨西哥导演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作品《荒野猎人》）；
除了以上获奖者外，本届奥斯卡提名中，还包括如下并非白人的电影人：
凭借《万福玛利亚》获得本届奥斯卡最佳真人短片提名的巴希尔•哈里尔，巴勒斯坦裔英国人；凭借《记忆中的玛妮》获得最佳动画长片奖提名的日本导演米林宏昌；凭借《桑杰的超级战队》获得最佳动画短片提名的桑杰•帕特尔，印度裔美国人；凭借电影《丹麦女孩》获得最佳服装设计提名的帕科•德尔加多，拉丁裔（加纳利群岛裔西班牙人）……
拉丁裔、东亚裔、印度裔、阿拉伯裔……第88届奥斯卡无论从哪里看都不缺乏有色人种的身影，但黑人富豪们的眼中却只有那一抹亮丽的黑色，似乎在他们看来，只有黑人才是“有色人种”，只有黑人拿奖或获得提名，才是好莱坞种族平等、奥斯卡一视同仁的标志（即使黑人拿到的奥斯卡奖已经超过其国内人口比例），才能代表政治正确，至于别的族裔是否参与、是否获奖，他们是不会考虑的。大概在黑人富豪的眼中，世界上只有两大人种，黑人，和“可恶的种族主义者”。
更可笑的是，自诩被歧视的黑人主持人克里斯•洛克还在本届奥斯卡典礼上演出了一幕真真正正的种族歧视的闹剧。当届颁奖礼上，他在不断讲着段子挖苦“可恶的种族主义者”的同时，又以“只会数学”、“血汗工厂”等词汇嘲讽亚裔和犹太人，这样的轻妄之举直接引起了李安、林书豪、竹井乔治、吴珊卓为代表的亚裔名人的抗议，并导致学院官方出面道歉。
而到了2017年，去年深受“不政治正确”之苦的好莱坞和奥斯卡重新走上了“黑人政治正确”的道路，如果说黑人演员同时包揽最佳男女配尚算情理之中，那么若不考虑“黑人+同性恋”因素，仅讨论电影质量，《月光男孩》经过“乌龙得奖”事件赢了之前横扫六个奖项的《爱乐之城》恐怕就真的只能是“情理之外”了。
《月光男孩》的导演巴里·杰金斯（Barry Jenkins）说：“很清楚的是，就算是我做梦的时候，这都不可能是真的。不过，管它呢，因为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图源：Getty/VCG)
四、另类“政治正确”的衍生发展——好莱坞的“肯定性行动”
奥斯卡中另类的“政治正确”不仅仅反映在奥斯卡奖的奖项颁发和提名上，甚至连影片的运营、演员的雇佣等，都被迫向“只服务于黑人”为内核的“政治正确”低头，即使说好莱坞因此掀起了一场新的“肯定性行动”，也毫不过分。
“肯定性行动”是兴起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一场美国政治革命，大抵而言，其指的是美国政府开始在教育、政府项目等方面有意向黑人和少数族裔倾斜，具体措施包括在大学录取中，固定比例的名额只允许录取少数族裔，只有剩下的录取名额才允许白人与少数族裔竞争；在政府项目投标过程中，固定比例的投标内容只允许分配给少数族裔开办的公司，白人开办的公司只能就剩下的部分展开竞争。
“肯定性行动”虽然在1978年的“加州大学诉阿兰•贝克案”、1995年的“阿达兰德诉佩纳”案和2000年的“一个佛罗里达计划”后有偃旗息鼓的态势，但在好莱坞，与之类似的现象却愈演愈烈。如任何一部电影或电视剧，几乎都要求有固定数量的黑人演员（而不考虑其他族裔，实际上，直到2014年，美国才第一次出现了非特定族裔题材影视剧中，由亚裔演员担任第一主演的现象）。更有甚者，如漫威在进行其电影《黑豹》的制作时，甚至要求90%的演员必须是黑人，连身在摄像机后的导演都不例外，这样堪称任性的“政治正确”直接影响了电影的正常运作，若不是最后拍摄了《奎迪》的鬼才导演库克勒匆匆接手，恐怕电影连胎死腹中都不无可能。
为了推动这种“肯定性行动”，好莱坞甚至不惜对某些经典的角色进行改编。如知名漫画形象、三代“闪电侠”沃利•韦斯特一直以来都是白人，但在2014年的CW电视剧《闪电侠》中，该角色被改编成了黑人（同时变成黑人的还有二代闪电侠巴里•艾伦的女友艾瑞斯•韦斯特），而诸如超人的好友吉米•奥尔森、神盾局局长尼克•福瑞等角色在漫画中亦为白人，但在新推出的影视剧中全部变成了黑人。不仅如此，为了弥补“正义联盟”中没有黑人的“遗憾”，美国的DC漫画公司甚至在漫画剧情重启后，将正义联盟七巨头之一的火星猎人从七巨头中剔除，添补进了之前人气不高的黑人漫画角色钢骨，这样的“费时费力”，也实在是难为制作人了。
这样为了讨好黑人而做出的另类“政治正确”，以及黑人凭借“高人一等”的政治正确地位对其他族裔的歧视，不但无法令广大观众群体满意，甚至连一些黑人演员自身都对这种矫枉过正表达了不满。
如针对上文所述的克里斯•洛克的亚裔歧视事件，金球影帝杰弗里•怀特（《天使在美国》、《西部世界》）就讽刺洛克道：“奥斯卡开了没有意义的亚洲人笑话，然后高谈多元性的重要？”而针对老东家漫威针对电影《黑豹》导演必须是黑人的要求，“猎鹰”的扮演者安东•麦凯也曾调侃道：“导演的工作就是讲好故事，《奔腾年代》也没让一匹马来执导啊。我认为导演的种族与他们讲故事的能力并不相关。”只是这样的声音与整个好莱坞的大环境相比，实在显得太过低沉了些。
而当好莱坞将“政治正确”打造为仅剩下黑人的政治正确时，所谓的政治正确到底有多正确，恐怕值得所有关注者思索。毕竟，即使小金人仍然如往日一样金光闪闪，当其颁发者眼中，只剩下“一抹黑色的彩虹”时，小金人的含金量，至少在观众心中，恐怕也不会和以往一样高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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