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已经过去70年，作为一起并不遥远的历史事件，许多当事人依然健在，关于二二八的档案史料在解严后大量出现，研究层出不穷。有学者称，现在对该事件的研究似已逐渐超越“二二八研究”的层次，进入“后二二八研究”的阶段，重视各种相关议题之开发，如国际借镜、法律责任等。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愤怒的台北市民焚烧专卖局（图源：VCG）
然而台湾学者杨渡2006年在《联合报》发表《二二八的六个最基本问题》一文指出：“今天台湾研究二二八的人，仿佛只有一种声音，却忘记了台湾人也曾是暴动的发动者、加害者。在二二八的历史里，本省人外省人都有受害者。”
不可否认，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心中难以磨灭的伤痕，但二二八不仅仅是本省人的二二八，当时的记录留下本省人残害外省人的事实。
黄秀政等所着的《台湾史》指出：“此时民众迁怒外省人，因此在台北、基隆、板桥等地开始有民众殴打外省人。”
2月27日下午，就有人张贴“打死中国人”的标语，高喊：“阿山（外省人）不讲理”。阿山，意为山猪，对外省人的轻蔑称呼。“猪仔太可恶”、“台湾人赶快出来报仇”等等。28日，更出现“打阿山”的号召，对“外省人”的暴力行为不断发生。
唐贤龙的《台湾事变内幕记》一书不乏妇女遭奸杀、小孩被打爆头的记载，据他描述，在2月28日那一天，就有100多名外省人被打死，900多名外省人被打伤。
在当时，许多为日后的台湾发展有重大贡献的官员比如严家淦、任显群、费骅、赵连芳等人也遭到了本省人的追杀，2015年上映的纪录片“阿罩雾风云”中曾提到严家淦被迫藏身到雾峰林家的故事，即使雾峰林家在台湾有巨大的威望，仍然有滋事者率众到林家胁迫交出“阿山”。当时林献堂以自己的生命为严家淦做担保，他说：“这个人对台湾是好的，你们要严家淦的话，先要踩过我的身体才可以过去。”不仅如此，当台中等处的外省籍公务员被暴徒拘禁于集中营，并决定全部杀光时，林献堂发出警告：“你们如果把外省籍的公务员杀光，国军来了就要把台中的人民杀光”，九百多个外省籍公教人员的性命才得以保全。
1969年10月10日，台湾总统蒋介石与副总统严家淦（右）出席国庆日（图源：Getty/VCG）
连国民党大员都如此，那些无人作保的外省人自然是朝不保夕。
而本省人并不是唯一的加害者。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留台日人及家属、原皇民奉公会会员被动员起来，成立“海南岛归台者同盟”、“若樱敢死队”、“暗杀团”等。花莲甚至出现手持日本军刀、穿戴日本军服的皇民。他们怀抱“台湾独立，国际共管”的谬想，传单中竟有“台湾独立，打死中国人”的词句，殴打外省人，捣毁或抢劫最为积极。
这些不同的施暴者给外省人带来的创伤是一样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陈孔立在当时是福州的高中生，他回忆当时有亲戚在台湾的福州人，纷纷打电报去台湾，电报局里挤满了人，电文却几乎一样，只有两个字：“安否”？事件之后，有大批外省人回到福州，报上说“福州旅台者纷纷逃回”，他们“饱历台变惊险”，而“留台者均急于求去”。这是当年作为台湾邻居的“外省人”对二二八事件的一种“记忆”。
在二二八期间，到底有多少死难者至今没有确切的结论。据事后各单位向台湾警备司令部的汇报，在国军抵台之前，外省人共有470人死亡或失踪，2,131人受伤。政府财产损失1.4亿台币，私人财产损失4.7亿台币。根据二二八基金会的补偿记录显示，本省人死亡673人，失踪174人，1,237人受伤。根据统计，持枪械的军警死伤人数高达本省死亡人数的近五分之一。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外省人会有更大的伤亡。可见，外省人与本省人同是事件的受害者。
同样都是受害者，在台湾走向民主社会后，由于国民党长达30年的噤声使独派获得了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话语权，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第一个本省人总统李登辉成立了由台政府内政部主管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简称基金会），统计死难者人数，对二二八事件受难者给与补偿。
基金会的本意为还原历史真相，并立法补偿在事件中丧生的受难者或失去亲人的家属。但此时期出炉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颇为偏颇，报告虽然承认外省人受到伤害“台人不仅反抗公署，也有殴打伤害外省人之事”，却以此说明“因此国军登陆后，立即采取报复行动。由于当时国军之军纪不甚理想，许多悖乎常理的恶行乃接二连三发生。各类报道与访谈记录均指证，自八日登陆基隆后，国军即开始滥杀。”
在李登辉不公平的处理下，二二八事件很快成为民进党的“政治提款机”。陈水扁主政台北期间，改新公园为二二八纪念公园，树二二八纪念碑，建立二二八纪念馆，将二二八大造为悲情牌。此后，民进党为在选举中打压国民党，一再重提“二二八事件”，将之打造为台湾民众反对国民党“外来政权”及威权统治的一次民主抗争，刻意夸大省籍冲突与族群矛盾。
1997年2月28日，为安慰受难者家属，并希望台湾人民走出二二八阴影而建立二二八纪念馆
2006年，民进党又委托基金会提出所谓的《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研究撰文者多为立场鲜明人物，导致研究报告内容极其偏颇，更直指故总统蒋中正为二二八“元凶”，却遭到中研院“二二八研究增补小组”公开驳斥与指责，呼吁让二二八事件能够真实呈现在世人面前，而非成为政治斗争之工具。
但为时已晚，陈水扁在马英九开始为“官逼民反”道歉后，干脆否认曾有“民反”的事实，等于完全否定受皇民化影响的台湾民众在此事件中的暴行。在独派的长期宣传下，二二八事件已经变成了国民党单方面屠杀台湾本省人的事件，而且死亡人数不断被放大，最高估计达数十万。
这个数字如此夸张，基金会反驳做《〈二二八事件真相还原〉一文之澄清》一文反驳，并指出“有识之士所重视的是主政者公权力的滥用及其对人权的践踏，而不在于屠杀人数的多寡，这是当代文明人所应具备的基本人权理念。”
此宗旨即为基金会的赔偿基调，其制订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第二条，将赔偿限定在“人民因本事件生命、身体、自由或财产遭受公务员或公权力侵害者”。根据此法条，那些遭受本省人暴行的外省受难者则不在赔偿之列。
杨书育在《论台湾族群与二二八、白色恐怖、眷村诉讼战》记载了一个廖青扬处理的案例，一位外省农学院教授被杀死。“他并非军警，又未曾参与接收，只因其族群语言不通所致隔阂竟被打死。”“二二八基金会的代表人在本案回答时十分无情，竟表示你们自己承认他是被暴民打死而非政府，二二八基金会为何要赔？”
代表人的回答自是遵循了上述法条，然而杨书育无法理解的是，“既然把外省二二八受难者遗族列入纪念碑，怎么能以此消费，又认为与你们二二八基金会无关？”他只能寄希望于将此类案件重新整理，“给世人对二二八或该基金会有新的看法。”
令人遗憾的是，“国民党屠杀本省人”是民进党认定的唯一答案，并欲更改法条固定，禁止他人解读二二八。虽然该法案没有被通过，但民进党在每年的二二八事件纪念活动中不断强调本省人才是唯一受害者，外省人的伤痛也就被人遗忘。
蔡英文曾称一定要“结束历史的错误”。图为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前夕，蔡英文接见”2017年海外二二八遗属返乡团”
至今，二二八基金会依然称“既然还未厘清二二八的真相，找出必须为二二八事件负起政治责任、历史责任的元凶，我们凭甚么要求受难者宽恕和遗忘？”，“本会所处理的每一个受难个案，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以及长期遭受社会异样眼光的后代，岂只是受难者本人的不幸而已！”。这些话同样适用于那些外省受难者——政府档案不谈那些外省受难者，纪念馆没有这一页，这些同样无辜的受害者没有得到一点补偿。他们的不幸又岂止是受难者本人的不幸？只因省籍不同就被长期无视，又有何公平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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