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两会召开前夕，中南海动手改组经济部门——包括发改委、银监会、商务部3个中国政府重要的经济部门，于2月24日同日换将。这次人事重组，发生在中共十九大前的重要政治时刻，颇显重要。
中国发改委常务副主任何立峰“扶正”，接掌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发改委；商务部副部长钟山上位，接替高虎成担任部长职务；受到中国财经业界尊重的专家郭树清，出任中国银监会主席一职。至此，中国经济核心部门的要员几乎将全部更换，中共高层在经济层面的人事布局基本成型。
这些人事方面的调整，普遍认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为下一轮执政做准备。全面聚焦经济，打响经济攻坚战，将成为中共十九大前后乃至习近平第二任期“头等大事”。
中共十九大前的内阁人事布局
经济部门人事新格局底定
在中国政治体系中，国务院体系下的重要的经济部门主要包括，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发改委，负责财务管理的财政部，主管商业经济和贸易的商务部，以及负责监管国有资产的特设机构国资委和金融体系的“一行三会”。
在中共体系下，还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负责经济工作的最高议事机构。下设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中财办），是中国经济决策的最核心机构，其扮演的角色，类似于对应领导小组的参谋和助手，是各方面情况上传下达的中心枢纽。一方面，它直接服务中央最高层，位于权力中心；另一方面，它又与有关部委、地方省市打交道，触角可以延伸到最基层。
现任主任刘鹤，被习近平称为“最重要的人”，他同时兼任国家发改委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在《人事观察：“小国务院”换帅折射刘鹤走向》一文就曾指出，习近平“首席经济智囊”刘鹤的走向有更多想象空间。
中财办的多位副主任和办公室成员，也在其他重要经济部门兼任职务，副主任易刚则同时兼任央行副行长，朱光耀兼任财政部副部长；其他重要成员也多有兼职，方星海便是其中一位，他同时兼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至于中国发改委，是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国务院在经济领域的重要职能基本上都体现在发改委。从“小国务院”之称就可见一斑。商务部和财政部同样至关重要。
而“一行三会”是中国国内金融界对中国央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保监会这四家中国的金融监管部门的简称，一行三会构成了中国金融业分业监管的格局。目前为止，银监会和证监会已经实现了人事调整，中国央行和保监会也多有布局。更有消息称“一行三会”将进行合并，成立统管全局的金融监管委员会。
经过此次调整，中国主要的经济部门部长级官员几乎将全部更换。外界广泛聚焦新任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和商务部长的钟山与中共领导人的仕途交集。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新上位高官，都是经济领域的“行家里手”，呈现学历高、专业及工作经历对口的特点。何立峰、钟山如是，新任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和更早前调整的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更是如此。中共高层在经济系统上的布局已成。
目前只剩下央行行长周小川和保监会主席项俊波仍未调整。周小川已经过了正部级官员65岁的退休年龄，但作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继续担任央行行长。前文提到的易刚被认为中国央行行长的其他继任人选。据报道，在重要政策方面，易纲发挥对外说明角色的机会增多。央行内部也有声音表示“如果易纲就任行长，则不用担心政策的连续性”。
项俊波2011年10月开始担任中国保监会主席，其职位发生变化估计也在中共高层的计划之列。
第五代谋局经济突围
尽管上述近期调整的3人，均接替因上一任年龄到线、退休空缺出来的位子，但这次重组，发生在中共十九大人事换届前的重要政治时刻，以及中国面临多重挑战关键时期，颇显重要，普遍认为这是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为下一轮执政所作提前准备和布局。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胡锦涛担任中共总书记的十年更是被评为“黄金发展期”。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长期处在9%以上，甚至一度达到14.2%的高位，经济规模急剧扩张，GDP总值从世界第6位跃升至第二位，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也有大幅提高。
事实上，这一时期里的高速增长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常态，只是其惯性延续并积累到胡锦涛任期里才出现极为可观的局面。这30年也具有非常相似的历史特点，而胡锦涛的时代与其前任江泽民的时代，都是邓小平一代开辟的新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时至如今，改革开放的红利逐渐枯竭，并导致经济增速下滑的结果。这种变化在胡锦涛执政末期便开始全面呈现，2012年的GDP增速是7.7%，而上一年的数字是9.5%。
习近平在2014年提出经济“新常态”时说，指出其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官方解释也称，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
事实上，如今中国GDP6%至7%的增长区间已经是艰难维持，非常不易。这也就意味着，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国家快速发展的时代，正在落幕。当然，这一中高速增长的过程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中共神秘的“权威人士”更是以“L型”研判中国经济的未来长期的形势。这就意味着，建立在经济高速增长基础之上的其他许多方面都要进行重构，以适应发展速度更慢或许会比较曲折的新的历史时期。
可以看到，自习近平执政以来，从器物到制度，中国都在经历改变。在经济层面也颇多着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便是意图破解中国经济下行困局的“药方”之一。
一方面是经济“新常态”的现实，一方面是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和全面脱贫的政治目标，中共领导人的压力可见一斑。有分析指，在经济上突围，以期实现政治上的全面小康和脱贫等目标，将成为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第二任期执政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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