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北京奥运期间，笔者曾赴澳洲参加会议，主办单位安排一些学生当义工。他们原来对与会的中国内地代表发言颇有保留，认为其官方身份过於居高临下。会议结束当日，义工获发言代表送赠一个福娃纪念品留念，喜不自胜，忽然发现，原来中国很有人情味。
奥运期间，笔者也曾到广州出席另一会议，主办单位安排了一场传统歌舞晚宴以示欢迎，爱国歌曲响遍会场。与会港人原来纷纷表示不耐烦，毕竟这类晚宴和香港主流品味格格不入。晚宴结束后，所有留至完场的香港同胞均获赠福娃一个，令偷走离场的港人后悔不已。
这两个生活例子，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福娃作为北京奥运形象大使，被卖出不少、也被送出不少﹔京奥作为弘扬中国软权力的重要工程，自然也有正面宣扬国力的目的。然而，究竟什麼是软权力，而中国京奥反映的软权力观，和西方又有什麼不同﹖
作为近年学术界最被滥用的专有名词之一，「软权力」已几乎可被应用於一切物事。根据这学说创始人奈尔教授(Joseph S. Nye Jr.)，软权力是「一种怀柔招安、近悦远服的能力，而不是强压人低头或用钱收买，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当一国的文化、政治理想及政策为人所喜，软权力自然於焉而生」。不少人依据上述定义，认为凡是一切与硬权力相对的，就是软权力﹔相信假如有中国导演或演员能打进好莱坞（荷李活），就是中国软权力的拓展。
然而，不少谈论中国软权力的文章，却忽略了奈尔同时认为中国经济急速增长，也不一定能为其製造可与美、欧、日相提并论的软权力，因为中国的「国内政策和价值观造成限制」，而这会削弱其根本魅力。换句话说，他认为假如中国文化和经济实力的拓展，不能协助国际社会接受中国的政策和价值观，则这样的「软权力」只是一种包装，而不是真正「怀柔招安、近悦远服」的能力。我们姑且称前者为「包装性软权力」，以与后者的「价值性软权力」分辨。
不少人欣赏这届奥运的成功，也喜欢收到福娃纪念品。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人民都知道，中国能把本届奥运办好、运动员有上佳成绩，这与中国目前的政体模式大有关係。问题是，中国并没有明显意图将奥运引起的正面回应，全面转移到国内政体与价值观，也就是没有明显意图通过奥运发展奈尔定义的软权力。中国媒体对内宣传奥运时，固然渲染了不少民族主义色彩，也希望运动会和运动员都能为国家政策背书。
但当中国发言人向国际社会谈奥运时，往往用上另一套话语，因为种种原因，甚少强调中国目前政体和奥运的关联，强调的却是「奥运与政治脱鹇」，包括与围绕中国政体的正面或负面评价都脱鹇，对外间将北京奥运和柏林、莫斯科奥运比较尤其不悦。内里的策略，相信是希望办一届出色的奥运，希望单在技术和执行层面，已足以为世界留下深刻印象，而避免硬销「三个代表」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让对中国不友好的人士，也不得不承认中国进步。
这就像中国欢迎晚宴送福娃，似是希望对不喜欢这类形式的人，也可增加一个留住他们的卖点。然而，恐怕当局也不希望入场时立刻送赠，否则相信坚持到完场的人更少。如何软销那种歌舞晚宴形式，就像如何软销中国政体与价值观，依然是一个难题。
在这层面上，剔除具体意识形态不谈，当年的柏林奥运和莫斯科奥运，倒真的完全结合了国内政体与价值观的弘扬----特别是柏林奥运，确实成功令英法等国滋生了大量亲德派，这些人认为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有其一定价值，二战后才当没有那麼回事而已。九一一后，美国盐湖城於二零零二年举办冬季奥运会，赤裸裸地将美国价值观和体育结合得淋漓尽致。
因此，当我们仔细推敲，北京关於「奥运不与政治掛鹇」的逻辑，起码对西方学者而言，是奇怪的。假如本届奥运办得成功，而客观现实是这成功无论在筹备过程和运动员表现的角度，都和中国政体与价值观分不开，但官方对外宣传口径却希望两者分开，这只能反映一个事实﹕中国明白其政体与价值观不为国际主流社会接受，只适用於中国，因此也无意向国际弘扬上述价值，情愿单以「包装性软权力」服人。
所谓「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只是纯技术性的，也就是掏空东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大家快快乐乐开派对。结果，不少西方评论还是认为中国自信心不足。
刘翔就是反映上述两难的例子﹕一方面，他的成功和国家的训练乃至一切配合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中国却不喜欢人家说刘翔夺金，全靠中国政体设计的非人训练。在过去数年，刘翔一直饰演著中国福娃，他们都为中国扮演相同的角色，但也面对相同的局限。要突破这局限，似乎比刘翔再破世界纪录的挑战更大。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国际关係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民族主义与外交、反恐、中美关係、香港涉外关係等。耶鲁大学学士及硕士、牛津大学博士，香港Roundtable社会科学网络名誉主席。学术著作有《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等，非学术著作有《国际政治梦工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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