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中国的精英政治格局正在出现多元化趋势，舆论关注到，省级大员的不同构成背景正渐进打破中国政治原有的框架，中南海在尝试拓宽权力基础的同时，可能收获到更多的政治成果。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共省级领导人中，具有国企背景大员人数已经占省级官员总数的16%，而省级官场的历练，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十分看重的从政经验”。
近期，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中国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李成与高级研究助理徐培婧合写的文章称，中国国企管理者出任省级官员的速度和规模在习近平执政时期程度空前。
关注到，目前不仅是国企背景的省级官员增多，军工系统、航天系统、金融系统，以及更多层面的专家、学者型官员在省级官员中也屡见不鲜。
长期观察北京政坛的人士称，与上一代领导集体所形成的“技术官僚”为主的省级官员架构不同，中南海正在试图“用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士解决专业问题”——这个更像欧美现代国家的官僚构成体系的方式，在中共十九大前，中共如此布局是必然趋势。
“局外人”的入局
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最著名的智库之一。中国大陆中出现了政治“局外人”进入地方大员的趋势，被美智库认为是，中国省级大员的构成背景与主政者习近平拓宽权力基础有着密切的关系。
也同样关注到这种变化。2016年，中南海频繁调动地方省级大员，其构成人员名单中——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政治化官员，或是胡温时代的技术官僚，多元化的趋势明显。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马兴瑞出任广东省省长
(图源：VCG)
今年1月，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马兴瑞出任广东省省长、前北方工业公司总经理张国清出任重庆市市长；2016年，3名前国企负责人出任省级官员——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曾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湖南省长许达哲曾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江西省长刘奇曾是化工企业巨化集团的董事长；2015年担任辽宁省省长的陈求发有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工作经验；前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庆伟和前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于2012年和2013年分别出任河北省省长和山东省省长。
总结出，中共政坛正在崛起的“新势力”中，不但包含了“航天系（马兴瑞、许达哲、陈求发、袁家军等）”和“军工系（张国清、张庆伟等）”，并且也涵盖了“金融系”的（郭树清、蒋超良、何立峰等）。
分析指，中共广泛提拔“航天系”、“军工系”官员进入官场且担当重任的趋势，正在试图打破官场中地方山头和派系固守利益的格局，并且“这一类官员的具有抗压力和执行力强，没有过多官场联系”的优势也不容忽视。江苏省省长石泰峰、环保部部长陈吉宁、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陕西省委书记娄勤俭等省级大员都是高学历、专业性极强的专家型、学者型官员。
江苏省长石泰峰是高学历、专业性极强的专家型官员
(图源：VCG)
最近，郭树清由山东省长卸任再次入京，则被舆论解读为，这可能是中国金融监管系统发生根本改革的讯号。与之关联的，中共现任“一行三会”、发改委的主政官员及相关言论——“打击金融大鳄”的信息释放都印证了这些“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省级高官以局外人的身份进入政坛，是中南海“有意而为”的布局结果。
“颠覆”技术官僚体系
因不断有国企经验的官员转而成为地方省级大员，被舆论解读为，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为提高各地的财政管理并执行刺激地方经济的政策的一个相当有效的手段；这同时是也打破了中国在“胡温时代”形成了“技术官僚”体系的既有框架。
“技术官僚”体系是美国智库最先描述中国政治领域的专用术语——这也被认为是政治层面上的“中国特色”。
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李成是将这个名词应用于描述中国政治体系的最早使用者，他认为，中国两次政治精英的换代转换，表现出中共政治活力依然存在。“由革命家转型到技术官僚，再由技术官僚转变成多元化的精英的组合，经济管理学者、企业家、法学界人士等都融入到中国政治精英的圈子中——这是中国政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习近平在拓宽权力基础
(图源：其他网络来源)
中国省级官员的仕途走向正在验证着李成的论断。
动态的中国政治体制，被认为是中南海目前应对地方主义以及可能的派别之争最有利的条件——不断地让局外人进入的方式，是中共领导层试图与不同精英集团之间达成合作与竞争关系的最温和的手段了。
习近平在拓宽权力基础的同时，也被舆论认为是“有可能在创造新的制度体系”。
有观点称，“习所面对的艰难政治选择和其拥有的政治智慧及政治资源”，无形中成为中国式民主形成过程中的“被动条件”，而中共十九大换届时产生“制度创新”着有极大的可能性，并将影响到未来十年的政治制度化。这些有着“局外人”标签的省级大员中，不乏有竞争者在今后5-10年中成为跻身中共最高领导层，所有这些都将对中共的政治未来增添了多种的可能性。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