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于2月24日在日本发售的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是《1Q84》以来他暌违七年再次推出的多卷本长篇小说。书中提及日本军队在南京的大屠杀，引起了日本舆论讨论，近日更是不乏有日本右翼分子对其进行指责。
关于南京大屠杀：《刺杀骑士团长》说
《刺杀骑士团长》发售现场
《刺杀骑士团长》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部分
译文：
那一年的十二月发生了什么？
“南京入城”，我说。
“是的，所谓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日本军队在激战后占领了南京市，杀了很多人。包括战斗中的杀人，战斗结束后的杀人。日本军队没有管理俘虏的能力，杀死了很多投降的士兵和市民。究竟有多少人被杀害，细节问题上历史学者之间存在争议。无论如何，大批市民因战争而被杀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中国人死亡的数量，有四十万人之说，也有十万人之说。但四十多万和十多万的区别在哪里呢？”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区别。
其实，这不是村上第一次就历史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他曾多次斥责日本缺乏正视历史的勇气，对在二战中犯下的侵略罪行未能承担起应尽责任。
他，
是这样的村上春树
实际上，村上春树文学的主人公有许多是在追踪东亚的历史记忆，并且经历了大大小小多次冒险。
村上春树在1979年的处女作《且听风吟》中，主人公的“我”对“杰伊兹酒吧”的店主讲述了在“上海的郊外”，“终战二日后，踩上了自己埋藏的地雷”而被炸死的叔父的故事。杰伊也充满怜悯对他说：“唉......，好多人死了，其实大家都是兄弟啊!”杰伊是一位中国的中年男子，他在朝鲜战争 (1950-1953年)与越南战争(1960-1975年)中美两国激烈冲突的时代，在日本的美军基地工作过。将如此黑暗的过去清晰地呈现的作品是《寻羊历险记》(1982年)。该小说讲述了“我”和他的亲友“鼠”与“满洲国”的亡灵对话的故事。这部冒险小说的前一部作品是《1937年的弹球游戏》(1980年)。书中写道：“鼠”由于对杰伊居住的街道牵肠挂肚而留下了，“为什么他的存在会如此扰乱自己的心，这对于鼠来说，是不明白的。”
村上春树的青春三部曲讲述的故事是“我”、“我”的化身“鼠”及比他们年长20岁的中国人杰伊这三个人互相交谈时对历史的回忆。继此之后，村上春树在小说 《奇鸟形状录》中，追踪描写了诺门坎事件及对“满洲国”的记忆。《去中国的小船》、《东尼泷谷》等短篇小说也表现出对中国的赎罪及对人们忘却历史的反省。在《海边的卡夫卡》(2002年) 及《病后的疗养》(2004年)中，则对日本人呼吁要反省潜在于内心的暴力的种子。
《奇鸟行状录》：他第一次正面描写日军暴行
在1995年出版的小说《奇鸟行状录》中，村上第一次正面描写日本军队在亚洲大陆的暴虐罪行。
在小说第三部第28章中就出现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时所发生的骇人听闻的血腥暴力：
随着一声号令，士兵们将刺刀尖朝中国人的肋骨下“扑”一声猛地刺去。并像中尉说的那样，拧动刀尖搅动一圈内脏，往上一挑。中国人发出的声音并不太大。较之悲鸣，更接近呻吟，仿佛体内残留的气从哪条缝隙一下子全部排出。士兵们拔下刺刀，身体回撤，随着伍长命令再次准确重复同样的作业：刺刀刺入、搅动、上挑、拔下。兽医无动于衷地看着。他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自己正在分裂，自己既是刺入之人，又是被刺之人。他可以同时感觉到刺出刺刀的手感和被刺内脏的疼痛。
他借小说人物间宫中尉之口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我们日本人在满洲干得也不例外。在海拉尔秘密要塞设计和修建过程中，为了杀人灭口，我们不知杀了多少中国人。” “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可不得了，我们部队也干了。把几十人推下井去，再从上边扔几颗手榴弹。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口。
在就这部作品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被问到“为什么你们这一代要为出生前就已经结束的战争背负责任呢？”他的回答是，“因为我们是日本人，当我从某些书上读到日本在中国的暴行时，简直不敢置信，这件事既愚蠢荒谬，而且毫无意义。那时候我父亲和祖父那一辈，我想知道是什么驱使让他们做出这种事，去杀死伤害数不清的人们，我想了解，可是我没有办法。”
因为愈加了解历史，他后期作品多了沉重
2005年，他再次表示：对他来说，中日战争、日本在东亚展开的侵略战争已经形成了一个主题。想要从日本国家体制之内中解脱的想法，以及身为作家不得不涉及那个战争主题的感觉，对他而言是同时存在着的。
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
正因如此，不同于早期作品的风格，他的小说在后期多了历史赋予的沉重。曾经认为村上作品“轻飘飘”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也注意到了他的变化。在大江健三郎拿到诺贝尔文学奖回国后的一个欢迎酒会上，他朗读的居然不是自己的作品，而是村上春树《奇鸟行状录》中间的一个段落。
鲁迅作品的爱好者及影响
村上在高中时就爱读鲁迅作品。《且听风吟》在开头一节就写道：“可以称得上是完美的文章不存在。正如完美的绝望不存在。”这一句式就是从鲁迅散文诗《野草》中的句式“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中受到了启发。村上春树与鲁迅之间的关系深厚，他从鲁迅作品中继承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阿Q的形象。
在《1Q84》中登场的职业女杀手主人公叫“青豆”，这个名字很特别，与没有名字的“阿Q”正好相反。她爱读的书是《关于1930年的满洲铁道读本》。在说到女子护身术的时候，她还引用了毛泽东军事思想。青豆杀了因家庭暴力导致自己妻子身负重伤的男子后，为平静杀人后的心情，就到高级酒店的酒吧诱惑一个中年职员并与之发生关系。这时候，“青豆”小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只是喜欢你的秃头。
阿Q有喜欢秃头的情结。他摸小尼姑的头、扭她的脸颊，进行性骚扰，将自己平时受到的屈辱转嫁到比他更弱的人身上。对此，尼姑气愤地骂道：断子绝孙的阿Q。青豆接连不断地向男人复仇，在我看来，她就是《阿Q正传》中的年轻尼姑的亡灵。
还有，在《1Q84》书中，与青豆、天吾同为主人公的还有一位原先做过律师的“牛河”。从他的容貌、性格、境遇及名字来考量，她也是阿Q的直系亲属。顺便说一下，“牛河”两个字反过来念就是“河牛”，该词的日语读音如用罗马字母标注，就是“Kagyu，与阿Q的日本读音用罗马字母标注的“Akyu”类似。这种文字游戏也的确是属于村上春树风格的幽默。
《阿Q正传》是以清朝末期在未庄打短工的农民阿Q作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他被村中人欺负，成为笑柄，但却强词夺理说：“我是自轻自贱的第一人”，并且还自我满足。他看到未庄的地主们一听到打倒清朝的辛亥革命的传说就惊惶失措，就憧憬革命党。而且，他还看到未庄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地主的年轻儿子也在赶紧组织革命党。不久，阿Q被当作在赵家发生的盗窃事件中的犯人被逮捕，带到了法庭。他本人连什么原因也不知道就稀里糊涂地被杀了，而未庄的人还兴高采烈地去看热闹。
鲁迅《阿Q正传》中用悲凉的笔调揭示了将自己的屈辱与失败转嫁给更弱者，并从中得到满足的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在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的同时，指出不改变底层民众的习性，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阿Q的性格不仅存在于居中国人多数的下层农民中，即使在已经走在欧化道路上的北京等城市的民众，以及在所有已经走在国民国家的道路上的中国人中也都存在。为此，鲁迅就以严厉的批判与深切的关怀的笔触，写下了《阿Q正传》这部小说。
对小市民的理解和批判
据说，罗曼·罗兰读《阿Q正传》的法语译本时流下了眼泪。村上春树从处于时代转换期的小市民的生存状态这一角度来观察阿Q，所以有很深刻的理解。1994年六月，村上为了写《奇鸟形状录》第三部，专门去诺门坎事件(1939年)的现场旅行采访。在归国后的旅行记中，他对在战后日本形成的“市民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从根子上进行了批判：
我们确实居住在基于近代市民社会的理念的高效率的世界，这种高效率也带来了社会的惊人的繁荣。但尽管如此，在今天很多社会情况下，我们不也是作为连名字也没有的易耗品在静静地、温柔地被抹杀吗？(《边境·近境》)
从传统的帝国清朝到近代国民国家的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变革中，只是被动参加，或者虽然想参加但最终还是没有参加的那些像旧时代的幽灵一样的人，鲁迅是进行严厉批判的。他通过阿Q来探索新时代的国民性。而从村上春树的作品来看，他一方面不断追踪质问日本侵略失败的原因，另一方面他又充满哀愁地将“作为连名字也没有的易耗品在静静地、温柔地被抹杀的日本人”作为阿Q家族的成员来描写，探求内心理想的市民形象。
鲁迅的本名是周树人，将这个名字的日语读音用罗马字标注，就是“Shujujin”；春树的读音则是“Shunju”。这两个读音很相似。虽然两者名字的相似具有偶然性，但这也表明了鲁迅与村上春树这两位现代东亚作家之间的缘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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