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8月，朱厚泽任中宣部部长，因提出“宽松、宽容、宽厚”即“三宽政策”，他本人也被称为“三宽部长”。徐庆全在一次与朱厚泽对话过程中说道：“您是说，上海有人对您的讲话提出了质疑？”上海的这个人是谁？这与朱厚泽的“三宽”有何关系？
1985年起，黄菊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图源：AFP/VCG）
1985年8月，朱厚泽任中宣部部长，1987年1月离任。在此期间，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是胡启立，书记处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是邓力群。邓力群是上级，朱厚泽是下级。两人工作上有交集，邓力群自述中涉及到朱厚泽的事情，再自然不过。
这里说说邓力群回忆中“安徽调查”一节中，与朱厚泽有关的一段史实。
关于胡启立讲“三宽”
邓力群“安徽调查”，是在1986年6月5日至21日。21日，在离开安徽之前，他与时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徐乐义和宣传部长牛小梅谈话。谈话两个内容，第一个“传达小平同志的两段话”，第二个“谈对‘三宽’的意见”。邓力群回忆说：
我还讲了对“三宽”的意见，这也是我第一次讲对“三宽”的看法。这时，胡启立和朱厚泽讲“三宽”的话已经几个月了。我主要是讲了这样一个意思：首先，我们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准绳。“宽松”也好，“双百”方针也好，都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其次，既然强调宽松，就应该对大家都宽松，不能只对一方面宽松，而对另一方面就限制得很厉害。搞自由化的人有宽松，反对自由化的人也应该有宽松。而朱厚泽这些人的宽松，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无所顾忌，而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自由化的人，则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并不宽松啊！
所谓“三宽”，即朱厚泽在一系列讲话中提出的“宽容、宽厚、宽松”的简称。
所谓胡启立讲“三宽”是怎么回事？
1986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在上海送别来访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里比契奇。从14日开始，分别邀请上海文艺、理论及教育、科技界的知识分子见面谈心。北京和上海的报刊都有报道。不过，不管从内容还是标题上，都没有出现“宽松”的字样。譬如，《瞭望周刊》用的标题是：《创造民主、和谐、相互信赖的环境--胡启立同上海知识分子谈心》；内容中也是这样几句话。
难道邓力群说的话没有来由？为此，我曾向朱厚泽求证。他和我有这样一段对话：
朱：胡启立的上海谈话，我看到过记录。他讲的原话，用的也是“宽松、和谐”。不过，正式发表的时候，标题是用的“团结、和谐”，内容也是这样用。
徐：为什么要改动？
朱：在胡启立谈话记录稿上，有这样的话：“厚泽同志出来讲的那些话，是跟中央报告了的，讲的是好的。”“至于用词嘛，‘宽松’这个词可以斟酌。”
这几句话，你分析一下，你的问题就会有答案。所谓“那些话”，就是指我讲的“宽松、和谐”；所谓“跟中央报告了的”，其实，我并没有向中央报告，启立这样说，是给我打掩护；所谓“讲的是好的”，是给我说好话。
徐：您是说，上海有人对您的讲话提出了质疑？
朱：其实是黄菊（徐按：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他问中央，朱厚泽讲话对不对？向中央报告没有？他们大概已经知道邓力群的意见，才问胡启立“朱厚泽讲话是不是中央的意见”，这种问话上海的记录里面没有，但是，如果没有人问，他回答干什么？他为什么要让步，把讲话里面原来有“宽松、和谐”在发表时改为“团结、和谐”？
徐：邓力群在书记处分管意识形态工作，注意您这个下属的讲话，实属正常；胡启立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他维护您，正常；他知道了邓力群的意见，维护邓力群，也正常。将“宽松、和谐”在发表时改为“团结、和谐”，可以看作是这种维护。
朱：不过，邓力群不买账嘛。后来，他在安徽的谈话中，还是把胡启立和我连在一起嘛。
其实，胡启立也只讲到一个“宽”，即“宽松”。
我又查阅朱厚泽在1986年的讲话，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从3月8日在音乐家协会讲话说到“宽松、和谐”，以后的几次讲话，也都是用这个词。把“宽容”、“宽厚”和“宽松”连在一起正式讲，是他在7月全国文化厅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才应该有“三宽”名词。
不过，即使是一个“宽松”，引起邓力群注意，引起知识分子注意，也很正常。
关于“调查邓力群言论”
这一节中，邓力群用“一件令人惊讶的事”的小标题，说到了后续的事情：
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在我离开安徽后，中宣部理论局去了两个人，任务是到安徽去调查邓力群的言论。受谁之命，我不清楚。党内的政治生活到了这样的程度，真是令人惊讶。
关于这件事，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局长的卢之超也有回忆：
1986年春、夏，作为中央书记处的书记邓力群到安徽视察调查，接着理论局就去了两个人，尾随其后，调查他在那里的一言一行，作为局长的我却毫不知情。其中有一个也是他们违背组织原则提拔的……。这种事情恐怕也是“自从延安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党内竟然有这样的做法，究竟是朱厚泽的主意还是理夫这样大胆就不得而知了。
两相对照：1、两个人，一致；卢说更进一步，说到“其中有一个”，没点名显然知道是谁。2、时间不一致：邓说，人是他离开安徽后去的；卢说，是尾随其后，那就是跟去的，邓在，尾随的人也在。3、受谁之命？邓说，不清楚；卢说，不是朱厚泽就是理夫。理夫时任理论局副局长。
卢之超的回忆，我先看到的电子版，2008年底才看到纸质印本。我又在一个开会的场所，向朱厚泽求证：
朱：没有的事。我还是离开中宣部后才听人传这种事。
徐：您没做，理夫呢？
朱：也不可能。一个副局长派人调查中央书记处分管中宣部的书记？
徐：那您是怎么知道邓力群在安徽讲话的？看到记录？
朱：按那时的规矩，书记处成员，也包括邓力群在内，出去视察工作都要有记录，地方党委也有记录，记录完了要上报中央。中央收到以后，一般由中办印发给各部，就知道谁去什么地方视察，讲了些什么。但是，邓力群在安徽批我，我并没有看到记录，也没有看到有印发。安徽没记这个东西，还是邓本人不让发？我也没搞清楚。
不过，这事总一直放在心上。我还想，如果有机会，有可能，一定当面问卢之超，言之凿凿的“其中有一个”是谁。
关于“其中有一个”
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五六年过去了，这“其中有一个”的人，却戏剧性地冒出来了。
大概在2015年6月初，我收到了一个写有“徐庆全亲启”的快递。打开一看，没有信，只有一篇稿子：《回应卢之超的诬陷--兼评海边忆往》，作者“韦典华（人民日报社退休人员）”。
作者名字陌生，但题目就有兴趣。立即细读，大喜。原来，韦典华是自动对号卢之超那“其中有一个”。
开篇，韦典华说：
老卢：三十年前，我俩在中宣部理论局共事，你是局长。那些年，我经历风风雨雨，恩恩怨怨，随着岁月的推移，渐渐地淡薄了，唯独你诬陷我“调查邓力群”，“跟踪邓力群”，一直难以释怀。曾想反驳过你的诬陷，又苦于拿不到证据。最近，看了你回忆录《海边忆往》（非正式出版物），白纸黑字，为我提供了回应你的依据。虽然没有点名，我不得不对号入座。
韦典华之所以对号：1、他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处长，朱厚泽离任后即被卢要求调离，他顶。“在人事调动处于僵局时，中宣部暗地里传出我‘调查邓力群’，‘跟踪邓力群’的消息”。2、当年邓力群前脚离开安徽，他确实后脚到了。
对上号后，韦典华叙述了在安徽的经过：
1986年6月底，安徽一位民营企业家在九华山举办环保论证会，请《新观察》主编戈扬邀请几个人前往，戈扬邀请韦典华、郑仲兵、李春光赴会。会议结束后，几个人去黄山，再去合肥。郑、李、戈三人在合肥没有停留即回北京。韦留下了。他说：
而我在合肥停留，是因为合肥是我的家乡，家有75岁的老母亲，有弟弟妹妹，我去看望他们。再者，安徽省委宣传部有熟悉的朋友。一天下午，我去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和处里其他同志接待我。闲谈中他们说起邓力群来安徽视察，又去江西了。邓力群是分管宣传部的书记处书记，来安徽视察是件大事，我来自中宣部，如果省委宣传部的人根本不提这件事，那倒奇怪了。那天，我也见到了省委宣传部部长牛小梅。前后待了不足一小时，理论处年轻干部刘小恭提议去看看省长王郁昭。他电话联系之后，我和他还有讲师团田式祖一同去省政府。……他说，你们的领导邓力群来安徽，我还陪了两天，人挺随和的。那天理论处同志发出邀请，去参加滁县（今滁州市）举办的农村商品经济理论研讨会，我接受邀请，到滁县参加研讨会并且发言，开完会我回北京。
这是1986年我去安徽的全过程。
从韦典华叙述来看，他是“躺枪”了。至于“躺枪”背后的官场生态，他与卢之间个人恩怨，他在文中有大段叙述，不引也罢。不过，他以党内规矩，分析此事不可能发生，倒是有点意思。他说：
邓力群以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到安徽调查，自然是安徽省委接待。他每次公开讲话，都是重要指示；每个基层调研都是亲民行动，省里会录音录像记录下来，我们用得着去调查他的“一言一行”？是吃饱饭撑的？如果我们去安徽省委办公厅或省委宣传部，对他们说，调查邓力群在安徽的“一言一行”，他们会怎么想？中宣部来了两个精神病；如果我们说，奉某某之命调查邓力群在安徽的言论，他们会怎么想？中宣部来了两个骗子。带外调介绍信，哪一级介绍信管用？调查中央书记处书记，理论局介绍信管用？中宣部介绍信管用？以邓力群的政治经验和水平，才不会相信你编造的“调查一言一行”、“跟踪”之类的谎言呢。但是，你向他汇报，理论局去两个人调查他的言论，却又令他惊讶，为什么呢？《十二个春秋》出来后我才明白，他在安徽第一次针对胡启立、朱厚泽讲“三宽”谈了看法。如果有人调查他的言论，他会以为关于“三宽”的谈话传到了北京。会不会是徐、牛报告上面了？会不会徐、牛向下传达后传出去了？胡启立和朱厚泽，一个职务在他上，一个职务在他下。他对“三宽”有意见，不在北京说，不当面说，不在书记处会上说，而是跑到地方去说，终究理亏。
……为打击朱厚泽，你向邓力群汇报理论局有人调查他，让老人家惊讶、纠结。当然，他可以利用你的汇报变被动为主动：我去地方上说不正派，你们调查我更不正派。
按邓和卢的说法，“受命调查”的是两人。另一个是谁？韦典华认为是时任理论局处长的郑仲兵：
老卢，不知道你为何要编造成“两个人”。从你书里看，另一个人是谁，你也不确定。……大约10年前，看到《十二个春秋》，郑仲兵问我：“当年传说你到安徽调查邓力群，邓力群怎么说是两个人，那个人是谁？”我回答：“那个人就是你，你还装什么装！”他一听，莫名其妙，顿时我俩相视而笑。
韦典华给我寄送这篇稿子，没有留下联系电话。我没用，至今也没有和他联系。不过，我通过一个朋友转送给卢之超，并说，卢如果有说辞的话，请告我。至今，也没有得到卢那方面的信息。
我也只能写到这里为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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