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冲击美国政治
由美国最受尊重的政治分析家之一约翰·朱迪斯（John B. Judis）所著《民粹主义的爆发：大衰退如何改变美国和欧洲的政治》一书被《纽约时报》评为理解“特朗普为何赢得总统选举”的书籍之一。
2017年2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美国编辑约翰·普利多（John Prideaux）对朱迪斯进行专访，并刊发了对特朗普现象的专题评论，全方位透析特朗普就任总统后所作所为对美国社会带来的冲击。
左右翼"民粹主义"中的特朗普
普利多：右翼民粹主义与左翼民粹主义的差别在哪里？
朱迪斯：左翼民粹主义动员中下层反对上层，强调人民与伯尼·桑德斯所说的亿万富豪阶层的冲突。右翼民粹主义同样强调人民与精英的冲突，比如特朗普对大公司外迁导致工人失去工作的不满。有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主张比美国民主党更偏左，比如主张全民医疗保障等。因此在对民粹主义进行分类时，传统的左右之分受到了挑战。特朗普本人就并非标准的共和党人，很多政策更接近左翼民主党。我们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美国和西欧都陷入政治动荡之中，很难以通常的左翼和右翼、中左和中右来界定目前这些民粹主义政党。它们的出现本身就是传统政治正在分崩离析、主流共识正在被挑战的征兆。
普利多：你在书中认为，左右翼民粹主义有一些共同要素，但他们的一些做法颇为不可思议，比如右翼民粹主义试图寻找替罪羊，而左翼则攻击贪婪的精英，其原因何在？
朱迪斯：民粹主义的主张往往来自于那些建制派精英和主流政党所不愿付诸实施的民众要求。这就是他们之所以是民粹主义者的原因——区分精英和大众。民粹主义候选人偶然能够成功获得权力，但当他们实际上也成为建制派，就会面临如何实现他们的要求，是否还要贯彻竞选时的主张的问题。现在特朗普正在两难之间挣扎，比如在医保问题上。
普利多：你偏好从经济角度去解释当前的民粹主义。去年总统竞选时，很多人却从文化角度谈论特朗普。为什么你聚焦于经济？
朱迪斯：我并非只是从经济出发，但我确实试图反对认为这一切只是因为白人优越论或者对女性的厌恶，以及所谓与普京秘密勾结的观点。这是对特朗普和民粹主义的一种错误理解。
目前，美国广泛存在对自己“被遗漏”的不满，一些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群体感到自己处于上层和底层的双重围困之中。当前民粹主义浪潮兴起的特殊原因在于大衰退的影响，尽管这并非唯一因素，但是主要因素。桑德斯、特朗普的崛起都与这一背景密切相关。
2016年总统选举中特朗普赢得的一些大州，都是2000-2016年间制造业工作机会大量流失到墨西哥的州，比如密歇根州、北卡罗来纳州。两者惊人的对应。
普利多：现在特朗普成为了共和党总统，其政纲中的一些民粹主义因素，是否已经被共和党主流所吸取？在未来的几个年代，是否可能出现边缘化激进主张被左、右主流政党所接受的趋势？
朱迪斯：我们不应仅仅从民粹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特朗普，民族主义才是他的关键。其实他的部分主张二三十年前就已经被提出，并不是新东西。比如军事和外交政策方面，他主张美国应关注自己的安全，怀疑与盟国团结协作的价值，要求北约盟国分担责任等。特朗普的一些主张不可能完全实现，如在移民问题上，他不可能驱逐1200万非法移民。现在他做的与奥巴马差不多，即驱逐犯罪的非法移民，这更可行。当然，他会对移民采取更警惕的态度，也会建造某种形式的边境隔离墙。对特朗普而言，更关键的问题是医保。国会共和党人希望社保和医保体系私有化。特朗普如果能找到一种替代方案，可能会成为一名成功的总统。
来自白宫内部的政治威胁
华盛顿正处于一场革命当中。对于批评者而言，特朗普是鲁莽和混乱的。政治混乱通常会导致失败，但对特朗普而言，混乱似乎是计划的一部分。
那些在竞选中听起来夸大其词的承诺现在已发展为一场极其严重的、旨在动摇华盛顿和世界的反叛行动。
要理解特朗普的反叛，需要从对愤怒的利用开始。
特朗普越是在演讲中攻击上流社会，就越是让他的支持者相信他真的会驱逐那些奸诈贪婪的华盛顿精英。
每次示威者和媒体对特朗普发起批判，都证明他是在做正确的事。
移民禁令出台过程中的保密和混乱，并不是失败的证明，而正是为了避开那些素来自私自利、罔顾民意的专家。
对冲突政治的利用是为了抛弃数十年来的美国外交政策。特朗普不愿花时间在治理多边机构上，他认为更少国家的参与才能使美国的付出有更大的回报。它可以利用其讨价还价的能力，一个个国家地对付，以获得更好的交易。
△特朗普签署“禁穆令”他认为多边主义体现了一种过时的自由国际主义，今天的意识形态斗争不是关乎普世人权，而是在其他文明，特别是伊斯兰教的冲击下保卫“犹太基督教文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联合国和欧盟都是障碍，而普京则是潜在的盟友。
没有人能说特朗普多么坚信这一切。也许在权力的罗网中他会厌倦游击战；也许股市的调整会使他动摇，把史蒂夫·班农赶走；也许危机将迫使他转向并不尽然是反叛类型的参谋长、国防部长与国务卿。但不要指望这些很快会发生，也不要低估特朗普起先会做的那些事的危害。对整个世界而言，特朗普受到的制衡很少，后果可能是相当严重的。没有美国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全球合作的机制很可能陷入失败。
那么，能做什么呢？第一个任务是限制其危害。温和的共和党人和美国的盟友需要告诉特朗普为何班农和他的意识形态盟友们是错误的，也需要说服特朗普认识到联盟是美国最大的权力资源。如果特朗普真的想实行“美国优先”，他的优先任务应该是加强盟友纽带，而非慢待他们。如果这一建议被忽视，那么为特朗普之后考虑，美国的盟友们必须通过加强财务和限制内部冲突，努力维护多边体系，而且他们必须为一个没有美国领导的世界做好计划。如果特朗普能认识到情况会有多糟糕，随后摆脱他的那些投弹手们并转换轨道，还为时未晚。世界应该期望这一结果，但也必须准备好应对麻烦局面。
权力制衡体系迎来挑战
对特朗普 “穆斯林禁令”最令人不安的解释，并不是总统意图履行他的竞选承诺，而是即使他的承诺可能非法，他依然会设法去履行。
他已经在测试总统权力和规矩的边界。然而，美国的权力制衡体系处于糟糕状态，法院本身并无法约束特朗普。虽然法院可以暂停执行行政命令，但各州的诉讼需要一年多才能到达最高法院。那时特朗普可能已经改变了美国的移民制度，法官的判决很可能会无关紧要。
近年来总统权位法律能力的增加也使法官们的任务更加困难。这是几个年代以来日益强化的行政部门权力攫取的一个例证，这一趋势在特朗普的近期前任们那里加速了。比如，在战争、外交政策和公民自由事务上，布什和奥巴马都要求获得广泛的权力。
无论是法院还是国会，即使它们反对，也都不能够阻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对权力攫取的观察，法律学者布鲁斯·阿克曼在2010年预言，总统将“从18世纪名流贤达变成19世纪党派权贵，变成20世纪的民众领袖，变成21世纪的煽动家”。
当前的形势可能比他在《美利坚共和国的衰亡》一书中设想的更为严峻，因为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热心地迎合特朗普，这就弱化了对总统的主要制衡机制。白宫已经成为阿克曼预见的一个“魅力型极端主义和官僚体系的目无法纪的舞台”。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宗派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增长，其原因包括文化战争、预选制的引入，以及前众议院议长、现特朗普亲信纽特·金里奇在把国会从一个珍视共识的会场变为议会角斗场上的成功。
党派之争并不仅仅意味着那种曾困扰奥巴马的僵局，它不断侵蚀着体现美国政治体系中审慎协作精神的准则，例如国会议事规则中那些赖以保证所有成员在修订和辩论议案时有平等发言权的、被视为“固定规则”的规定和惯例。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防御专制之所系。
布什和奥巴马两位前总统都尊重宪政体系，当他们的法令受到制约，他们都后退了。但特朗普的言辞所表明的态度却并非完全如此。
“这一把煽动家送进白宫的政治体系，现在是否能够确保他负责任？”阿克曼问道。“我们不知道。但我可以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种制约能力已经大为减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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