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暗恋桃花源》演出20周年之际，赖声川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把《暗恋桃花源》带到中国大陆。由黄磊、何炅、袁泉、谢娜、喻恩泰合力出演。
人们走进剧场，感受戏剧的魅力，泪水和笑声的交织，开始对人生有了全新的思考，并在心里种下一颗名叫“戏剧”的种子。
时至今日，看一场《暗恋桃花源》，依旧是广大文艺青年的念想，是他们对戏剧的一种追寻。
今年3月，在《暗恋桃花源》首演三十多年后，赖声川执导，丁乃竺、黄磊监制的《暗恋桃花源》专属版将在赖声川的专属剧场——上剧场上演，将在《暗恋桃花源》开始的地方——上海种下一棵桃花树，一路绵长，年年绽放。
在过去的11年中，赖声川导演也因为此剧为内地的很多观众喜爱，他29岁开始剧场创作，他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使濒于灭绝的台湾相声起死回生，《暗恋桃花源》30年后仍为舞台剧经典，为喜爱戏剧的人们所称颂。赖声川至今编导舞台剧20多部，其中包括轰动亚洲的七个半小时史诗《如梦之梦》，并于2013年起有机会被搬上大陆戏剧舞台。他被誉为“亚洲剧场导演之翘楚”，是华文世界最著名的剧场工作者之一。
在他的艺术生涯里，有一个人一直陪伴鼓励他前行，这个人正是他的另一半丁乃竺。
今天和大家分享他与太太丁乃竺38年的婚姻故事，这份难能可贵的情感或许会给你我启发。
财女郎2017年3月5日
1980年，在美国读书的赖声川（右）与丁乃竺。图|作者提供在一起，追寻生命的意义本文首发于2016年2月1日总第743期《中国新闻周刊》口述/赖声川文/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丁尘馨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微信号 : china-newsweek)
本文获得授权转载我和乃竺是非常幸福融洽在一起相处几十年。而且我们的关系不断在更新，越来越好。这不是一般人都能得到的。所以我们非常珍惜。
活到60多岁了，我们见到那么多伴侣。有的人开始时那么美好，后来派私人侦探的；也有事业好爱情就好，事业不好了爱情就没了的；更多是看到不成熟心灵的两个人在一起，暂时时很开心，可后来碰到很多问题。我们觉得幸福、也非常幸运，但我们不是像英文所说，“take it for granted”，这是理所应当的一件事情。这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们要珍惜要保护这个关系。
我们的人生很奇妙，戏剧、佛法和家庭是完全连在一起的。要理解我们，就要在这个框架里去理解。包括我的大女儿，她嫁给了宗萨仁波切的外甥，现在女婿基本就跟着宗萨仁波切做事，我女儿也在帮忙。
相识说到乃竺，她太特别了。她就是一个如意宝。
我和乃竺相遇是在1974年的某一天。那时我上大二，我大学时代的主要记忆就是在民歌餐厅里唱歌和玩音乐，在艾迪亚西餐厅玩音乐，跟一群高中时的同学住在一起，我们在不同的大学，生活得像一个乌托邦。
当时台大一个朋友一直跟我提起，台大哲学系有一个女生叫丁乃竺，就像当年辅大有个胡因梦，她已经是传说在外的人物。我一进辅大就听说胡因梦了，那时候她叫胡因子。我们那个时代很多这样的奇人。
有一天晚上在艾迪亚，餐厅有一个阁楼，他们跟我说，“走，到楼上去认识一个朋友”，那个人就是丁乃竺。
艾迪亚很小，我走上楼，那时候就觉得，我见过她！而且我们认识很久了。然后我就觉得，她就是我的老婆。
但那时候我有女朋友她有男朋友，我们虽然互相有好感，并没有做任何勉强的事情。那时的想法是很单纯的，虽然觉得就是她了，但自己也有女朋友，所以不可能冲动地就赶紧去追求她。就觉得像见到了一个老朋友般的感觉。可事实上，我们之前从没有见过。
后来我们就成了朋友，我们很能聊天，聊很长时间。但不是男女朋友。
两年以后，我大四那年，我们自然地结束了各自的感情，就在一起了。
1976-1978年，她毕业后在她叔叔的律师楼帮忙。那时候的她非常风光，俗世眼光里的那种风光。台大毕业的一个女生，因为自己喜欢，穿着旗袍去办事情；她又特别单纯，风靡了各个单位。我当了2年义务兵，但很轻松，开始做乐队，后来又被调去做英文播音员，所以我可以在那个时间里继续玩音乐，同时计划结婚和留学。
我觉得我们结婚也是自自然然会发生的事情。我没有特别地求婚，就彼此一直有个默契，我们要在一起。当然在一个点我跟她提起，但不是跪下来求婚那种，我就问她那我们在一起吧，她说好。那时有一个插曲，因为她比我大一岁，她爸爸还蛮传统的，尤其在那个年代，我不知道怎么过她爸爸这一关。结果天助我也，刚好有一篇文章出现在报纸上，说的是，如果太太比先生年纪大的，离婚率比较低。
我就剪下来给我未来的岳父看。丁姐（丁乃竺）的爸爸那时在台湾是一个著名的政论家，也写了很多书，比如《北洋军阀史》等等，他看了没说话。就表示这事OK了。
我后来跟他关系很好。我们家没有婆媳的问题，我和她的父母也很好。
承担我想到两件事。
一件事是发生在结婚前。一天她在我家玩，那是在台北双城街一个老的日本房子，我12岁到台北后就是在那长大的。当时家里有一个佣人，我妈妈当她是家人，后来她不给我们做佣人了，但还是住在我们家，还在那结婚生子。有一天，就我和乃竺还有佣人的儿子三人在家，那时他才三四岁，他玩着玩着突然把头撞到柱子上，血流如注，我都快吓死了。我没有办法想象乃竺当时之镇定。她马上问我，你们家的药在哪，有没有云南白药？我拿给她。我就看着她抱着那个孩子，很从容地处理伤口，她把那个伤口用手掰开，把药塞进去，很快，就止血了。
我心想，“哇！我要娶的老婆是这样一个女人！”这是第一次我有机会看到她的冷静加上一种英雄气概。
1978年，我们结婚了，过了一个多月就到了美国，在伯克利，我学戏剧（博士），她学教育行政（硕士）。那时有几个学校可选，而伯克利没有奖学金，一年的学费就要几千美金，但我们还是选了伯克利。很多人误以为我们是有钱人家，我们真的不是。我14岁时父亲（曾为驻美外交官）过世，政府每年给我母亲几千台币的补助。我不敢说生活过得很艰苦，但母亲是很辛苦地把我们带大的。丁姐家也是，名气在外但并没有很多钱。
她做了两年事存了一笔钱，我也存了一些，我妈妈给了我几千美金。我们把这些钱放在一个很好的朋友那，这个朋友告诉我们，保证每个月可以给我们多少的利息。可不到两个月，他倒了，我们再也没见到这个朋友。我们的钱也没有了。
我们跟学校讲了这个情况，学校说可以下学期申请学费减免。可是生活怎么办？我们要面对的是，是不是要卷铺盖回家，因为真的没有钱了。
这种情况下，人的个性就显露出来了。
她镇定到一种程度，让我真的觉得，我的人生里有她在就是“幸福”两个字。她就能一个人承担。
她只对我说，“现在我们要想办法自己赚钱了。”这种时候，她显得冷静和镇定，一点恐惧都没有。我想到我父亲的一个同学，我们叫他钱叔叔，在旧金山开餐厅。电话还是乃竺打给他的，钱叔叔说，你们周五就可以过来工作。我们开了个破车过去，开始了我们的打工生涯。
那是个很豪华的餐厅。一到那就发给我们制服，我是服务员，管收盘子，分我的是一个土黄色的制服；她在前台做领位员，还能漂漂亮亮的。第一天我很狼狈，餐厅生意非常好，从下午5点半忙到11点没有停，每一桌至少三轮翻台，我的压力非常大，因为我什么都不会，一整天被骂到臭头，“12号，收！”“25号，收！”“快摆台！”真是感觉被丢到了火海里了。 那天回到家，我印象很深，我们一句话都讲不出来，累死了。夜里12点多，我们就坐在床上，看着彼此。但没有抱怨。
那天我们累得跟狗一样，躺下就睡了。
本来我顺顺利利地读了博士，没想到命运给我这么一个变故。可第二天继续时，人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命运。
我记得那天我赚了20多美金小费，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慢慢成了跑堂的，越来越得心应手，一晚上可以赚到100多美金的小费，我们也有奖学金了，情况慢慢好起来。
故事再往下讲，你就会知道，这个家庭里她是最重要的，是把这个家撑起来的那个。
乃竺有一张拿到硕士文凭时拍的照片，那时她怀着耘耘（大女儿），学校希望她继续读博士，但她为了带孩子，也为了支持我，就放弃了。她开始找工作。我要念5年书，后面3年她就是一边带孩子和一边打工。
在美国不像在中国，生了孩子有人帮你照顾。孩子叫了就得半夜起来喂奶，大点上幼儿园也是自己接送，感冒了还得提前接回家……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她开始打工，在各种餐厅打工。最高峰的时候，在4个餐厅打工。就在去年11月，我在旧金山湾区的时候，还开着车去我们以前住的地方转了转。那时我突然想起她曾经打过工的一个餐厅，那是开给学生的快餐店，一块多美金一份，小费只有2毛钱。那个地方离伯克利很近，在一个商区里，是一对韩国华侨，父子在那做简餐，她在那做一切——上菜洗碗，一小时只有4块钱。我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她说觉得他们做得很辛苦，也很佩服他们。
她的人生里面，总是这样，看到别人苦，就想去帮他们。
这对父子，脾气又大又不会做，但只要乃竺在，就能帮他们弄得很好。
打4家工的时间大概持续了1年，她后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但距离家很远，在旧金山的另一边。也是她一去公司就旺起来了。她就是像阳光一样，到哪里就点亮哪个地方。
修行其实我们在生活上很多地方是很不合的。我们吃的也不一样，好比说她吃鸡翅我吃鸡胸肉；她吃辣我不吃辣。玩的也不一样，爱好也不同。但没关系，这样也很好。生活中的不协调一点都不影响到我们，那个问题对于我们是零。我们有一种更深的东西是在一起的，一种追寻。那种东西在一起，就什么都搞定了。那种更深的追求就是一切。那种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追寻生命的本质，追寻人活在世上到底是在干什么。
我们有一大部分别人不能理解的部分，是学佛的部分。对我们而言，修行是追寻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人生很奇妙。戏剧、佛法和家庭是完全连在一起的。
这三件事几乎同时开始。
这得说回到乃竺的爷爷，他叫丁石僧，石头的僧侣。这是他自己后来取的名字，以前他叫丁怀瑾，和孙中山一起闹革命的人。他后来就不玩了，就在家修密。
乃竺在香港出生的。她出生的时候，本来叫丁乃蕾，结果她爷爷从云南写了一封信到香港，我后来还看到过这封信，信里说，此孙女与佛有缘，请改名为乃竺。
可爷爷从没有见过她。大概她的佛缘这时候就有了。
乃竺十岁的时候，香港政府把她父亲抓了起来，等他放出来后，全家就到了台湾。
我是在美国出生，12岁到的台湾，我们就像冥冥中的一种神秘的约定，从不同地方先后到了台湾。
更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后来修行时的老师在佛法上和乃竺爷爷的修行都是相通的。
我从大学的时候对道家思想有兴趣，还到台大去旁听。因为我玩音乐，开始对国乐感兴趣，她也有兴趣，我们一起去学琵琶。我们的老师叫林古芳，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好朋友叫陈国钦，陈国钦那时才二十多岁，是一个八卦拳很厉害的人物，于是我们跟着林古芳学国乐，跟陈国钦学八卦拳。陈国钦有一天问我们，有没兴趣去听一听藏传佛法。
我们说好。
那个地方在新店五峰山，是台北近郊。我们第一个老师就是五峰山的林上师。台湾和藏传佛教的联系很薄弱，林上师是屈师祖的学生，是屈师祖带着藏传佛法到的台湾，而他和乃竺的爷爷是一卦的。
所以你怎么会不相信因缘，不相信因果？
我们就这么懵懵懂懂地接触到了藏传佛法。那是1976年，它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有了这样的基础， 1978年，我们决定在五峰山结婚，然后出国留学。
我们刚到美国，伯克利也有个佛法中心。我们搬了家后，总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后来发现那是孔雀的声音，打开窗户看出去，对面就住的一个喇嘛。那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我们总是碰到和佛法有关的事情。
后来我们从美国回到台湾，就陆续请一些活佛到家传佛法，一传就是一两个月，我们家就成了聚会的地方。那时候台湾没什么人学藏传佛教，我们把它当学术来研究。
我们不但一起研习佛法，也面对生死。
我们在1985年就认识了宗萨仁波切。那时他才二十出头，第一次到台湾来，我还记得丁姐回到家说，“不得了了”。当年她的身份是翻译。别人将藏文翻译成英文，她再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她还替老师翻译佛法。早期学藏传佛法的人，看到她在台上，就会非常安心，知道只要她翻译的，肯定是非常准确的。她真的是懂。
我跟她 一起生活那么多年，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学的。
“这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我就是知道。”她说。
她教我学会忍辱当时我们的生活忙碌到什么程度，你可能没办法想象。导戏就已经要疯掉了，在台湾很长时间我还教书，教书的量是一般教授的两到三倍，因为缺人，没有人教这些课。我当年是副教授，一周教8小时就够了，可我一般都教二十多个小时。她开始时在电脑公司上班，还要搞剧团，还要为佛法的活动筹款，还要翻译。有一次，大概是1990年，她为宗萨仁波切一个很大的活动筹到很多款，我心想，可以了吧，你这么累，他们有基础可以盖庙了。可是我发现，不断有新的人有新的要求找她，她就会去继续做。
太多人碰到事情就找她，她就是万灵丹，传说中的如意宝。谁有任何问题找她，她一定放下一切细心又耐心地解决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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