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铁早晚高峰人满为患是“世界级”的现象，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已经习惯支出部分生命，用于交通，用于距离，用于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的转换。
在为房、车、贷款、子女或者未来奔忙的路上，在拥挤不堪，空气污浊的车厢内，很多人选择玩手游、听音乐来延续怠惰或是减缓对麻木生活的感知频次，所以手机让人们安全，让人们不用去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也不用因其他人的目光而思考友善与轻蔑的差异，不时抬起头瞄见一个俊男或靓女，干枯疲累的行程已变得有了“滋味”。
但这些无法弥补浪费生命带来的恐慌与不甘，也不能彻底摆脱对人生现状的自欺和不满。在北京，很多人上下班合计要花费四五个小时，这种消耗是无奈的被动选择。
因为靠近公司、单位的住房房价、租金都比较高昂；因为没有本地户口或居住证，无法买车，甚至无法学车，当然大部分根本就买不起车；因为迁就子女上学，所以宁可自己上班远一点，在收入还算可以的前提下，不会考虑跳槽。最重要的是地铁是性价比最高的交通方式，比起拥堵，宁愿选择拥挤。
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人的心灵很容易随肉体一样老去，变得粗粝，也许每一个低头看手机的脸，抬起来都散发着霉气与不安。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地铁就是江湖。浏览新闻会发现，地铁上的奇葩事件每个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两条，最近的是两名求扫码的推销女被一名17岁少年臭骂并推搡下车。
北京地铁上少年怒骂两名推销女
这条新闻的“看点”有二，一是少年脏口骂两名女性是模仿北京口音，他本身并不是北京人；二是两名女性传销者是否真的“罪有应得”？这其实牵涉到地域误解与道德困境两个方面的问题。
地域误解在字眼上要比“地域歧视”更加温和，指向基本一致，但它讨论的是歧视产生的原因。事件中的少年不自觉地甩出北京口音是很正常的事情，很多在北京生活时间长的人都会沾染上京腔，这在潜层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屈从与顺应，它虽是潜移默化，但暗合了自我的内在选择。
而这个选择至少在部分上是基于地域误解，误解是由于对地域概念的理解和想象过于狭隘，错误地将城市的线级作为衡量地域优劣的前提和唯一标准，通过这种划分将自己定位，为自己圈定归属，并在意念上与自己的故乡冷战。
在当代，年轻人需要的不是对地域性的敏感，而是对世界性的友善，地域无法代表一个人，只有人能代表地域。
并不单纯针对这个17岁少年，他也许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思考，他只是习惯于这种语言表达，这样骂人骂得爽，心中的郁气能够释放，仅此而已，很多评论者抛出地域歧视的观念来解读这件事，其实大无必要。
中国的地域歧视问题不是个例，更不是什么新问题，南北之间的龃龉，南北内部不同区域的不睦都是常见的现象，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根本消除它，但至少可以培养一种意识，一种世界意识，一种包容的自信和自信的包容，这里的自信指向我们的故乡、我们的生命轨迹，包容指向天地万物，指向宇宙星河。
两名女推销员遭受推搡是否“罪有应得”？用正义或正当性的视角看待道德似乎是狭隘的，用普世的道德观念去理解正义也并不完满，正如之前众多社会新闻引发的道德争议一样，随着事件的发酵、理顺和反转，争议本身失去了目标，道德是一个变量，它根据时间、环境、族群等因素去展现不同的面孔。
女推销员固然侵扰了少年自我心理空间的安宁，少年在拒绝多次后二人仍不停止“骚扰”，少年的拒绝并不只是表达态度，更是在征求在场群众的认同，占领所谓“道德”高地，通过拒绝拉长了决定实施暴力手段的时间，再次期间在场所有人都有足够的时间对事件产生判断，并对结果产生预期。
少年得到结论是：将两人“清理”出去是善和正义的，因为这不仅使自己免受其扰，也使其他人不用担心成为下一个传销目标。
但少年污秽的言语和粗鲁的推搡的确构成了对女性的侮辱，她们有通过合法手段谋生的权利，在这点上用女权的道德权威去谴责有合理的成分，但在当时的情景下，性别差异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占多少比例，是无法被量化的，所以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道德困境，究竟什么是善和正义？
类似这些事件不应把人们导向对事件本身的争论、将事件的关键词提炼出来进行社会性思考要更有价值，无论是地域误解还是道德困境都是人与自我和他者角力的牺牲品，这些问题不需要被消灭，只需要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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