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中国大陆的媒体，竟然“自由化”到了那种程度，敢公开刊发向毛宣战的文章。这事若放在号称思想解放黄金时期的1980年代，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你敢如此公开向邓叫板吗？
今天讲则轶事，看看五六十年前的杂志比之今天的杂志，自由度几何。顺便体会一下，当年的学者与领导人之间关系，跟当今相比，有些什么差距。
现在好多年轻人和部分中年人，都在忙着生二孩。但是不知道大家想没想过，当年有位叫马寅初的学者，正是为了维护大家有生二孩的机会和权利，才提出要节制生育；而毛泽东却相当地不以为然，打压马寅初，甚至鼓励生育，才造成了后来的人口膨胀；并且，恰恰是缘于人口膨胀太过厉害，才于七十年代开始大规模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并最后矫枉过正，使人口比例严重失调……而正是在上述一连串因果关系的交互作用下，从去年开始，政府允许有本事的人可以生二胎了。
说来话长。上世纪50年代初，马寅初回到浙江老家研究人口问题，随后给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了一份报告，声称“人口问题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必须引起重视，早为之图”，建议全国进行人口普查并提出了控制人口的意见。
那个时候，和平甫定，百废待兴，人口增长率高达20%以上。周恩来支持并鼓励马老专注于人口问题的调查研究。马老时已年逾古稀，不辞劳苦，率领助手和学生，奔赴浙江、江西、陕西、山东、上海、江苏和北京郊区各县进行调查。1953年12月7日，在刘少奇召集的“提倡节育”专门会议上，马老谆谆告诫：“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但毛泽东对此嗤之以鼻，多次批评马寅初等学者“杞人忧天”，还号召学习苏联“英雄母亲”，对多生育妇女进行奖励。
1954年，马老以人大代表身份第三次回浙江农村调查，得出结论：“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中国人多地少，人口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了生产增长的速度，长此以往，国家怎么能富强？”在朋友的支持下，马老参阅古今中外有关人口问题的典籍，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长篇论文，于1955年7月召开的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以正式提案提出。
该提案遭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围攻。到1958年，对马寅初的批判已从学术范畴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1959年夏，马老随人大视察团赴外地调查，目睹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所带来的灾祸，痛心疾首，发了些牢骚。回京不久，周恩来代表最高当局找他谈话，要他作检讨。
但是谈话很艰难。最后周恩来几乎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长19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20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次你就答应我一个请求，对你的《新人口论》写出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好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看来，为了完成老毛交办的艰巨任务，恩来同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也是拼了。
马老明白不到万不得已，周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但要他违心作检讨，也实在办不到。沉思良久，马寅初回答周恩来：“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
几天后，马寅初写了一篇《重申我的请求》，交《新建设》杂志发表。该文中的一些说法，可真叫掷地有声：“有几位朋友，劝我退却，认一个错了事。要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甚至人身安危。他们的劝告出于真挚的友谊，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这里，我还要对另二位好友准备谢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l949年从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真心实意的劝告，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我希望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视同抗命，则幸甚。”说实话，按今天的“政治正确”潜规则明规矩看，马寅初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已经非常大逆不道了。而且居然不把领导当领导，不把首长当首长，左一个朋友右一个好友，也太不将规矩了啊！不过且慢，还有更厉害的。在那篇文章的最后，马寅初竟然还如此严正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哦买噶，你这是向谁宣战呢？分明是把毛当敌人，还要以死相逼啊！
老马逼老毛可不是第一次了。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有一次在中南海开会，马寅初向毛泽东提条件：“要兄弟把北大办成第一流学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毛问：“马老，您要怎样的支持呢？”马答：“不要别的，只希望主席能批准，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演讲，就请不要拒绝。”显然，马寅初为自己的死磕付出了惨重代价。他被打成右派，免去一切职务（包括北大校长）。
后来的事情就不说了。我感兴趣的是，1950年代中国大陆的媒体，竟然“自由化”到了那种程度，敢公开刊发向毛宣战的文章。这事若放在号称思想解放黄金时期的1980年代，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你敢如此公开向邓叫板吗？
就算你有马寅初的胆，也没有任何一份杂志敢效法当年的《新建设》啊！
即便是今天，以及今天以前的“某某春秋”，也只敢远远地望其项背。
时代真是进步了！进步了？
另外一个感触，就是上面说的，当年的知识分子对待领导和首长的那种不卑不亢的态度，如今也是早已绝迹。
不说也罢。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