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对此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在2017年中国两会期间，一向以敢言著称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共十九大前的最后一届两会定调中共党政关系，被认为具有深远涵义。
从“党政分开”到“党政分工”，一字之差，所揭示的却是中共党政关系变局。可以看作是，习近平时代对于对长久以来党政关系问题的终极回答。在《一字之差 王岐山揭中共党政关系变局》《习近平时代的回答 王岐山两会点破巨变》就曾进行详尽讨论。
但这里更需要回答的是：王岐山的“党政分工”论从何而来，到何处去？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以历史的眼光，从中共当下政治环境和所遭遇的问题进行讨论。
党政关系存在“两个极端”
谈到党政关系问题，人们很容易就能联想到“党政分开”这个词，很多人用“党政分开”来指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邓小平在1986年那段时间反复强调，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党政分开。
2017年3月5日，王岐山在北京代表团参加审议时表示，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
邓小平讲党政分开时的语境是，中国当时深受“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之害。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期间，中共实施实施“一元化领导”，形成以党代政体制，从上到下一律改称革命委员会，一把手党政一肩挑。这是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党政关系的一个极端。
“文革”之后，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拨乱反正，总结“文革”教训，提出了解决“党政合一”和实行“党政分开”的提法，以期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曾极力倡导党政分开，以此推进政治改革。
但以实现“党政分开”为基调的政治改革，在民主化的思潮下走向另一个极端，开始冲击中共的领导权，而这也直接导致了胡耀邦的下台。尤其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许多人指责“党政分开”等改革实际上等于放弃中共对政府、人大、司法、国企和事业单位的领导权，结果必然是架空中共的领导地位。“党政分开”这个词逐步淡出官方表述。
但一些右派学者在讨论中国政治改革道路的时候，依然喜欢沿用这个表述，“党政分开”依然被认为是中共推进政治改革的有效途径，甚至将之上升为打破“党政不分”的必然选项，具有极浓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这在中共的无法接受和不能容忍的。相较而言 “党政分工”便是一个折中的选项，即确保“加强党的领导”同时，又不至于走到两个极端。这无疑中共在是30年后对党政关系的重构和定调。
与“党政分开”包含的政治寓意相比，“党政分工”的提法显然更符合中共当前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方向和趋势。文章称，中共高层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同时，强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全方位领导权。在此背景下，被认为是削弱中共领导的“党政分开”更显得不合时宜，这相信是王岐山公开否定“党政分开”的重要原因。这回答了王岐山“党政分工”论从何而来的问题。
王岐山讲话的信号意义
有关党政关系问题的困扰，也存在于中农现实的执政中。从中共十八大习（近平）李（克强）搭班以来，外间就经常将两人放于天平的两端进行比较。他们所指代的便分别是党和政。虽然有知情人士曾向表示，在中央，习近平所负责的宏观层面和李克强所主抓的国务系统，“无论是两位大佬，还是底下的办事人员，都心照不宣、很有默契的分工。”
作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中的核心成员之一，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总揽全局与大政方向，在攸关国家道路、方向以及目标的全局性问题上，进行了全面谋划与布局，如党建反腐、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依法治国等，当然这之中也包括经济领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则扮演具体施政者的角色，在简政放权、社会民生保障、城镇化与三农问题等相对的微观领域着力，体现了一国总理对于实际问题细致入微的关注。
但习近平所指代的党务系统，对中国经济领域领导的强化，引来中南海南北院之争的议论。尤其是2016年接近年中，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篇《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长文，被认为是中南海南院（中共中央）对北院（国务院）的公开批判，虽然中国官媒曾发文试图化解南北院不和的传言。但这并未能消除外界对此猜测和议论，这无疑也传递到了中共党内。
中共高层显然不愿意看到类似的情形再次发生，引发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尤其是在中共即将迎来换届的年份。因此，在十九大前王岐山作出这样的政治定调，也在情理之中，核心目的就在于统一党内思想，构建“团结一致向前看”政治氛围。正所谓纲举则目张，这是“党政分工”论何处去的答案。
对此，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的文章称，王岐山这次提出“党政分工”，并反复强调“在党的领导下”，应该说是正本清源，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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