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就是指有预见性，有先见之明。用现在的话说，先知是预测大师。当然，在我的心目中，先知更有贤良的意思，先知是世道风浪中的定海神针，是人性人生社会的安慰和救赎，是生存的榜样。就是说，先知是一种极有意义的人生成就。一个人拥有的权力、资本、知识不是最有意义的，最有意义的乃是拥有了先知那样的智慧和德性。
先知在我们的文化里很少被论及，更不用说被当作话题来探讨。虽然孙中山先生、鲁迅先生、胡适先生、陈独秀先生，以及当代的顾准先生，对此都有过破题解题；但无论知识人还是民众，很少关注先知的意义。这大概跟孔子以降的中国人性情笃实、不骛高远有关。人们印象中的先知，跟希伯来文化的信仰精神相关，跟伊斯兰教的教义相关；希伯来的先知传统和伊斯兰的先知谱系，几乎填充了当代汉语“先知”一词的大部分内容。
但我读国史时，春秋时代那些做过预言的众多人物给我留下了印象。预言西晋灭亡的伯阳父几乎是历史上第一位有思想体系的哲人，他先于《易传》提出了人类之子成大功德者的意义，他也先于《道德经》提出了“和实生物”的思想；在预言方面，他还一口气就预测了郑国、晋国、楚国、齐国、秦国等国家的霸业。我读他的“伯桓对”，觉得诸葛亮的“隆中对”与之相比，就差了一两个级别。而后来的公子季札几乎不输于伯阳父，季札也是几乎一口气就预测了齐国、郑国、晋国的政局；更神的是，他还精准预言了另一位大预言家叔孙豹的悲惨命运。这类故事在书中频繁出现，以至于我只能以“先知”来称道他们。但汉语世界对先知的论述极少，以至于我怀疑历代读《左传》《史记》的大儒们是否看到了这些故事——他们是视而不见，还是遵循先师“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他们是觉得古人迷信、捏造、不够严肃，还是觉得古人因“知识不足”而故意采用了耸人听闻的“叙事策略”？
在我的印象里，先秦时代是少有的看重死亡的时代，他们那么重视死亡，先知们的预言有大量是关于死亡的。
臧文仲预言了卫文公的死亡，宰周公预言了晋献公的死亡，卜楚丘预言了鲁文公、齐懿公的死亡，裨灶预言了周天子和楚王的死亡，预言了晋平公的死亡，等等。我们可以从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的现代理论来理解，大概会以为先知的预言不足为奇。但理论沙盘推演判断是一回事，在历史上留下预言又是一回事。确实，看一支军队的行军即判断军队的战斗力有没有问题，但因见军人“趾高气扬”即铁口直断他们要打败仗的命运，这种预言能力还是值得敬重的，这样的预言在春秋时代不止一例两例。
先知们还有大量的预言是关于一国国运的，这样的能力在今天同样值得注意。近代历史也有传说曾国藩幕僚预言清王朝寿命只有五十年左右的故事，有
蒋百里先生预言中日战争的史实，但在春秋时代，这样的预言几乎是普遍的，如郭偃预言了晋国十多年的命运，裨灶预言了陈国五年后封国五十二年后灭国。我们今天面对国运或国际社会远国近邻的命运，也经常想做判断，但我们的判断既无从下手无法落实，判断了也无价值。可以说，无论我们今人如何看待这些先知，他们在春秋时代对各国命运的关注和判断仍值得我们思考。
先知们还有很多令我们的理性难以索解、我们的想象难以穿越的预言。如有名的“田陈代齐”的故事，陈厉公生了孩子陈完，请到访的周太史卜算孩子的命运，太史占卜为“观之否卦”，他断言孩子将要到外国发展。后来陈完果真到齐国发展了。陈完娶妻时有人算卦，算出他的命运不错，并且五代以后会发达起来，八代以后没有人比得上他这个家族了。这两个预言都实现了，陈完的后代取代姜太公的后代，成了齐国的国君。类似的故事还有不少，如先知史苏断言秦晋两国会有韩原大战，卜楚丘和季札都断言叔孙豹的结局不好，等等。我们难以理解他们预言有什么根据，以至于不少聪明的人一口咬定这些故事是后来人“添油加醋”，是秦汉时期的史学家的“理性不足”。
轴心时代：诸子是先知的果实
雅斯贝尔斯注意到，公元前 800至公元前 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 30度上下，就是北纬 25度至 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这也是文明史上不断出现“回到希腊”、“回到先秦”等思想运动的原因，也是今天中国社会出现重读老子、孔子等热潮的原因。
跟老子、孔子等先秦诸子有完整体系性的作品不同，轴心时代的中国先知多以述而不作、片断言行的形象留在历史上。我们当然可以说，正是有了这些先知，老子和孔子们才有了基础。先知是诸子的先行者、奠基者，诸子是先知的果实。但另一方面，正如拙著中所说，诸子代表的更属于历史中理性、袪魅的潮流，先知代表的仍属于非理性、前理性的人类精神。在象、数、义、理方面，先知们更多地用心于象，将人类思维中的直觉思维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看相说话，观象系辞，见微知著。两千年后，现代哲学才重新讨论“现象”，留下“现象即本质”等命题。当然，如果也以理性来解释先知，我们可以说，他们在老子、孔子之外阐发了“几率”和“因果律”，应该是成立的。只不过，他们的这一传统湮没在历史中，后来由传入中国的佛教哲学填补了其中的空白。无论几率还是因果律，其展开都将是所作不失，无作未得。
跟希伯来先知也有不同，中国的先知们没有明确地传递“福音”。相反，他们更像是经验世界里的观察者、世故者、老成者，他们可以断人、谋国、预知未来。他们组成的传统给予我们的启示，更像是当代人可以理解的“体制生存”中的“路径依赖”，一旦人、圈子和国家成为某种体制，其中的生命个体就必然依赖体制并受制于体制。社会是一种体制，人生百年何尝不是一种体制，是以中国民间有“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说。
想象力和理解命运
在移动互联时代，随着我们对多维时空的把握，我们会越来越理解先哲的能力。理解先知需要我们的想象力。用中国文化的语言描述，这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我曾经把北半球以八卦划分，中国文化称道生命力的出现是“帝出乎震”，北纬 30度上下正是在震卦区边缘，可见在时空形格势禁之前，震卦区就是生命或文明的妊娠地带，是空间意义上的学生宜生者。后来的人类学家和生物地理学家们称道地球上的“幸运纬度带”，也多半在震卦区。如此把个人的历史跟人类的历史结合起来参看，我们更能理解自己受限于哪一层级，我们的“超越性突破”才能跃进到人生乃至人类的某种自由世界。先知们能够出入自如，能够预测命运，正如高维时空的眼与心洞明低维时空生物的必然路径。
我后来逐渐理解到
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就像抛物线一样，是可以由抛出时的能量结构或能量大小等因素来决定的，甚至他“此时此刻”的表象也暗示其精气神的力道，可以看见他的过去和未来。只不过，大部分人处于抛物线的某一点不能反观自身的轨迹，不能通观抛物线的必然结局而难能改变。但旁观者中对抛出起点或当下诸要素了然于心的人，则看到了必然的结局。
对中西文化都了然于心的宋美龄说过：“圣人与罪人皆会受到阳光的被泽，而且常常似乎是恶者大行其道。但是我们可以确信地说，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而言，恶人猖獗只是一种幻想，因为生命无时无刻不将我们的所作所为一笔一笔记录下来。”我们中国人多能明了，无论哪一种机制，我们都在大的罗网中写下自己的命运，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作者为著名诗人、学者。已出版作品包括：《非常道：1840-1999年中国话语》、《老子传》、《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家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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