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荫权于上月22日，因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被高等法院判处20个月刑期，成为香港开埠以来入狱的最高级官员，也刷新了回归后特首入狱的负面纪录。该案缘起曾荫权2012年在特首任内与富商不当交往，遭到本港传媒涉嫌官商勾结的指控，接着被爆出在隐瞒深圳东海花园租务情况下，给其业主公司原则上批出数码广播牌照，进而成为首个任内被廉政公署立案调查的特首。
曾荫权（右）在太太曾鲍笑薇（左）陪同下，进入法院接受聆讯
经过3年的调查和1年多的起诉审理，高等法院于上月裁定曾荫权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将这位前特首“请”进了赤柱监狱。在曾荫权入狱前三年，前政务司长许仕仁亦因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等罪名被高等法院判处7年半刑期，还正在赤柱监狱服刑。
许仕仁和曾荫权，一个是港府前二号人物，一个是前一号人物，是精英中的精英，本来应成为治港团队公职人员的典范，结果两人先后都因不当行为而身陷囹圄，在政界搭档后又成为狱中难友，这一令人尴尬又痛心的现实，除了印证香港是个法治社会，也折射出利益集团对治港官员的围猎能力委实不能低估。
所谓利益集团，原本是指那些具有相同利益并向社会或政府提出诉求，以争取团体和成员利益、影响公共政策的集团，它们存在的意义是通过影响政府决策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现代公民社会并依政治学理论，利益集团的存在不仅正常，而且必要，因为它有助于不同个体结成集团表达诉求。但是这种看似人人皆可借由表达诉求的利益集团，却经常出现多数人权利缺位、少数人把持权力的现实，特别是当资本介入进来成为主导，就容易演变为代表资本利益的牟利工具。而这种扭曲一旦完成，掌握着公共资源与权力的官员就必定会成为其围猎目标。当整个普遍意义上的权力和资本利益集团完成勾结，上升到权贵资本主义的极致，经济、行政和法律等就会演变成符合利益集团的单边安排，整个社会就会变得僵化，会因缺乏流动而窒息，公平公正就无法保证。
香港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令人痛心的层面，一个显性的层面是腐败与利益输送，就像曾荫权、许仕仁这样的官员，他们因为掌握着公共资源和权力，成为了资本及利益集团围猎的目标，由于把握不住自己而沦为猎物牺牲。另一个更为隐性的层面，则是权力和代表资本利益的利益集团普遍结合而形成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变种，即“官商共治”的格局。
对于上述较为显性的层面，香港具有相对完善的法治体系和监管制度，同时还有充分的舆论监督，可以将官员被围猎的风险降到最低，创造过国际廉洁形象。但许仕仁和曾荫权先后入狱的悲剧，也提醒我们现有法律与监管制度依旧存在漏洞需要弥补。同时也提醒了其他治港官员，必须注意和利益集团保持适当距离，防止自己成为利益集团的猎物。在不久前内地召开的省部级干部学习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告诫中共官员要“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在香港，因为这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利益集团的存在被认为是天经地义，所以对治港官员，特别是对中央政府派驻香港的各级官员而言，这一告诫应具有格外重要的警醒意义。
对于“官商共治”，香港人应该都有体会，一些人可能还会说“何止于有体会，简直就是多年深受其害”！确实，香港历来是个“官商共治”的社会，利益集团透过围猎官员、影响决策来剥夺社会财富的现象，在港英时期就一直存在。香港回归前后，出于维护“一国两制”和保障香港平稳回归的考虑，大部分利益集团被保留，一些利益集团甚至优先参与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选举和推选，并无意中让他们劫持了大部分惠港红利，更强化了利益集团的围猎能力。一些社会精英以“一国两制”为借口，也拒绝对殖民地遗留进行反思。这导致“官商共治”体制在回归后这二十年内非但未得到有效检视，反而以“两制”之名被不断固化，甚至将“港人治港”异化为“官商治港”，为利益集团提供了兴风作浪的环境。
在这一隐性层面，利益集团围猎的不光是治港官员，还有香港的政权权力，以及700多万港人的幸福，甚至将中央政府也裹挟进来。甚至可以说，政改就是因此而胎死腹中，导致这次特首选举还不能够一人一票进行。以香港目前的两大权力机关政府和立法会为例，利益集团在里面的影响也无处不在。根据现行香港特首选举制度规定，特首经由1，200名选举委员投票选出，这其中有大量席位就与资本利益集团有关，他们广布四大界别之内，通过影响选举来挑选更合乎其利益的特首候选人。而在立法会70位议员里，有30位是传统功能界别席位，其中多数与资本利益集团关系密切，加上立法会分组点票机制的作用，他们享有“少数否决权”，只要有超过半数议员投反对票，就能否决任何由议员提出的不利议案。
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到高企的住房价格，让香港面临的各种挑战
在经济社会发展层面，利益集团的围猎更为肆无忌惮。这种隐性围猎造成的后果，让贫富分化呈现非线性扩大，令极少数人借助政府和资本力量垄断了绝大部分经济发展成果。香港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1971年至2011年间，香港基尼系数上涨了25%，从0.43升至0.537，成为发达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严重地区。根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GDP估值进行计算不难发现，香港十大富豪的总家产相当于香港GDP的35%，远超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2016年10月11日，乐施会（Oxfam）发布的《香港贫穷状况报告（2011-2015）》，称香港过去五年，贫穷数目不跌反升，2015年贫穷家庭数目为46万，较2011年上升了6%。报告还显示，2015年的贫穷人口中，65岁或以上贫穷人口超过33万，这意味着在香港每三位老年人便有一位处于贫穷状态。与此伴随的现实还有，在香港有超过一百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大量中下层和年轻人对着不断攀升的房价和物价哀叹。
如果说曾荫权、许仕仁因为公职人员行为不当被判在监狱服刑是罪有应得，那么近20万港人何罪，也被“监禁”在人均面积只有7.5平方米的㓥房内，被重压得动弹不得？要知道这一数据，只比香港惩教署监狱囚仓的人均标准高27%！
而就在曾荫权被调查期间，2016年11月8日，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发表的调查还发现，约四成受访香港市民表示如有机会，将打算移民或移居外地。推动移民的主要因素包括对本地政治环境不满、对本地居住和生活环境不满和对本地经济前景不乐观等。在这些沉甸甸的数据调查报告里面，那些围猎香港市民与城市未来的既得利益集团，到底造了多少的孽？也难怪这些年来的香港社会撕裂持续加剧，社会怨气快速蔓延，直至近年流行成一种反建制情绪，年轻人纷纷走上街头，甚至被港独俘获，对“一国两制”和香港社会的未来发展都构成了严重挑战。
而就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在曾荫权案的余波里，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提名正在进行。我们无意于预测谁会当选，但无论哪一位候选人最终当选，都必须正视这一问题。未来的特首不光自己要洁身自好，约束好管治团队，以免再沦为利益集团的猎物，还要为这个城市负起责任，不能再让利益集团围猎港人的幸福与香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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