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似乎成为各种文化取得长足发展的唯一出路。在此契机下，浙江大学出版社聚焦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出版了“海外中国思想史研究前沿译丛”系列书籍。3月10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北京启真馆联合举办“全球视域中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座谈活动。
活动现场
本次活动邀请丛书主编——浙江大学教授彭国翔介绍海外中国思想史研究现状，并邀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赟和贡华南作为对谈嘉宾。三位学者分别从思想史研究与文化史和地方史的关系、探寻远方世界也要最终回归自身、要以中国为研究方法等角度阐述了自己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看法。
思想史和文化史、地方史不是泾渭分明的
彭国翔首先介绍了“海外中国思想史研究前沿译丛”主要内容，限于西方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范围，本套丛书中有很多不是思想史，而是文化史、地方史等。对此，彭国翔的解释是上个世纪70年代，即中国思想史在美国一度十分兴盛的阶段，许多代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线人物都受到了文化史、地方史的影响。
彭国翔
目前看来，狭义的思想史在西方有一个衰落的趋势，取而代之是社会史、文化史。它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思想史不只是纯粹历史的描述，不只是来说事的，而是要兼顾“事”与“理”，并且兼顾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在彭国翔看来，思想史与地方史、文化史虽然有不同的取径，但也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有互相融汇的东西。我们研究思想史的时候，应该采取一种更广泛的看法，把思想史和地方史等都放进来。
[新加坡] 许齐雄：《北辙：薛瑄与河东学派》
虽然我们现在的知识系统采用了西方的分类，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角度和方法。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中西有不同的传统，不同的根基。针对此问题，彭国翔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你叫我讲《老子》，我从到尾背一遍，一个字不差很纯粹，但是不解释没有意义的，大家不懂。如果你借助西方的语汇，可以把老子的思想讲的并不走样，还可以讲的更深入、明白，但是一定不是原汁原味的。”
彭国翔将中国哲学比作一条河流，流出的瞬间每个时段都有新的东西汇进来，如果没有新的东西进来，可能早就干涸了，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处理中西之间的关系。
有目的地追求“诗和远方”
提到中西之间的关系，贡华南想起来了前不久流行的一个说法——诗与远方。
他认为现实中的确存也在这样的问题，比如农村的羡慕城镇的，城镇的羡慕地级市的，然后是省城、直辖市，直到欧美。但是很多人又在口口声声说重建我们的家，重建我们的儒学，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结构。贡华南认为这二者之间的张力才是问题的核心。
在贡华南看来，远方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去远方，但我们不是去漫游，而是要去探寻远方真正的秘密之处，并且我们还要知道归处在哪里。在这样的想法之下，从自身出发、回到自身，知往且返。
从味觉出发，阐释人生的可能性、必要性，这是贡华南十年一贯的目标。味觉就是知往且返，从自身出发回到自身，现实如何操作则是开放的，最终味觉思想要指向的是寻求一个安身之处。
陈赟（左）和贡华南（右）
贡华南认为，“我们当下要寻求安心之处可能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挺立天道、地道、人道的同时，挺立一个悟道的观念。万物皆是目的，这样意义上可能才能建立心安之处。”
学术、政治、世道、人心是一体的
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提出了关于学问的理解：学无中西，学无古今，学无有用无用。这一提法涉及到了中西汇通问题，将这个汇通区分来看，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把全球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以中国为对象的研究纳入我们自己的视野。
[比利时] 魏希德：《义旨之争：南宋科举规范之折冲》
在陈赟看来，这样一种研究是在西方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着眼于西方的问题意识，所以有它的独到之处。然而西方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仍然是西方的大的知识谱系当中的一个部分，中国只是一个中介，一个环节，最终还是服务于整个西方的规划。
除了对中国思想史进行研究之外，西方研究更多的是他们本土的文化，这种文化对整个20世纪中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西学热。有很多人说近些年来，我们国学也很热，但陈赟觉得国学热只是表面看来很兴盛，实际上还是西学主导，比如马克思主义就是西学，所以西学是没有办法回避的。如果我们要更深的了解自己，我们还要向这个部分的西学进军，还要消化这部分的西学。既要消化西方的中国研究，还要消化西方的学术，这个任务还远没有完成。
[美] 魏家伦：《晚明地方社会中的礼法与骚动：管志道〈从先维俗议〉研究》
我们中国的研究，既要有一个开放的视野，了解西方的汉学，了解他们的知识谱系，了解他们文明的核心，但同时回到我们的近处，回到我们的本根上。然而，我们目前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是对象，还是方法？陈赟认为，我们很大程度上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对象，我们研究中国，所以中国哲学就是研究孔孟老庄等等。但是回顾一下中国古代的儒学你会发现往往不是一样，因为学术研究对现实的介入，对社会政治历史的介入，其解决当下问题的能力会被突出。
在陈赟看来，我们今天的中国思想的研究，除了理论的创新，思想的发明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本土的人心、世界的了解，应该把学术的根扎到这里面。“因为在整个中国传统的视野当中，学术、政治、世道、人心这个东西是一体的。”
陈赟：《儒家思想与中国之道》
古代的儒者认为，如果某个时代政治不亲民，实际上是长期的学术不行的结果。陈赟觉得虽然我们身处专业化、技术化的时代，但是在这样的时代下，学术本身依然有社会历史、社会政治的功能。这个角度讲，学术作为一种自我教育和教育他人的方式，如何能够应对社会政治的危机就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把中国作为对象，转向以中国为方法。
只有这样做，才可能使学术在社会历史和世界有一个真正的根，而不仅只是我们口上讲的，笔下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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