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失目标就是回到自我，这时，人生多么空虚。所以人们都不断设立目标，为的是填满空虚的内心（有无灵魂另当别论）。
有了目标，人就开始异化，开始为目标献身，让自己成为工具。不仅人为财死，而且鸟为食亡。
异化可以使人忘我----在这种意义上，反对异化的人道主义者，带来的不是思想解放，而是虚无主义。
网文《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研究综述》这样写道：
模块一：研究概况
80年代初期展开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新时期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据有关统计，从1980年到1983年，全国有近200种杂志卷入了这场讨论，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刊登过这方面的讨论文章，并且不少报刊还开辟专栏。各地出版了20多种讨论文集，发表文章的总数约在750篇以上。此间，各种类型的讨论会、报告会、座谈会等也在各地不断举办。可以说，这场讨论的热度，在我国理论界是罕见的。
人道主义研究“热”之所以在80年代初的中国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的反映。首先，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的兴起，是真理标准讨论合乎逻辑的深化。没有以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如此广泛地探讨人的问题的哲学争论是不可能发生的。其次，这场讨论的直接背景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造成了人的尊严、人格、人性、人的价值和主体性的严重扭曲和践踏，当人们从十年噩梦中苏醒过来时，就迫切需要恢复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从而构成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热”的直接动因。再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哲学界就曾经出现过人道主义研究的热潮，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作了较深入的研究；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理论界也曾展开过对人道主义问题的广泛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起步，这些思潮和研究成果传入中国，对中国思想界广泛讨论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无疑起到了某种“催生”作用。
这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大致经历了兴起、高潮和冷落这样几个阶段。讨论的问题也十分广泛，如怎样理解和看待异化概念，马克思思想成熟的标志是什么，“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怎样，人的本质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等等。其中最重要，也是争论各方最为关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和异化问题。在讨论中，主要形成了三方观点：以周扬、王若水为代表的一方，肯定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并认为在从传统的人道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转变中，异化概念的改造起了关键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异化仍是一种普遍现象，在经济、政治、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以黄楠森为代表的一方则否认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反对滥用异化概念，认为一切人道主义的基本理论在历史上都是唯心主义的，异化不是一个科学术语，用异化概念来解释社会现象只能引起思想和理论上的混乱；最后是胡乔木对这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作出权威总结，他把人道主义作了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与伦理原则的人道主义的逻辑二分，认为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必须坚决拒斥，而作为伦理原则的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仍具有现实意义，异化概念的应用应严格限制在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把社会主义的种种消极现象也纳入异化公式，只能给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带来破坏性的影响。自胡乔木于1984年1月3日在中央党校所作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讲话发表(不久又由人民出版社印成单行本)后，这场讨论“热”便冷落下来，意味着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这场讨论宣告结束。
模块二：论点摘要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是这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的核心问题，也是这场讨论的重点。从本质上看，这一问题实际上折射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如何看待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亦即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意义。可以说，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再认识的理论问题，又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在对历史的反思中提出来的现实问题。因此，弄清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应该说，作为人类文化遗产之一的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历史地加以扬弃的对象，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思想史的联系，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地继承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世界观和历史观，在总体上超越了人道主义的历史观。所以，把马克思主义同人道主义绝对对立起来，视两者为毫不相干的东西，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同样，把两者混淆起来，或者以人道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或者直接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错误理解。在这场讨论中，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体系之中。这种观点对人道主义作了狭义和广义之分，认为狭义的人道主义是指资产阶级的抽象的虚伪的人道主义，而广义的人道主义则是泛指一切以人、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主旨的观念或哲学思想。从这个意义上，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彻底的最高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以此同其他虚伪的人道主义相区别。有论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把人视为哲学的出发点，就把人的解放当做自己的最高目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不仅没有取消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反而使它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而得到加强。还有论者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人道主义历来追求的目标，因而也是人道主义的基本标志，而马克思主义最强调的就是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同共产主义人道主义的实现视为一体；在《资本论》中也认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就是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批判“人道派”，批判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放弃了人道主义，只说明两者在达到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上的观点不同。“人道派”幻想在人奴役人的社会里靠“理性的力量”、“良心发展”、“泛爱’’等唯心主义说教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张通过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是为了同“人道派”划清界限，马克思后来才放弃了“人道主义’’的用语，但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放弃的，只是“人道主义”的称号，而不是它的实质。持这类观点的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克服了以往人道主义的抽象性、片面性、空想性，因而是最现实、最科学、最革命、最彻底的人道主义，是人道主义发展的最高形态。
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即肯定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但又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如周扬就明确指出：“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之中，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他们还具体分析了人道主义的历史发展，认为作为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出现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抨击旧制度、摒弃中世纪宗教神学、冲破封建主义束缚方面都曾经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不能对其一概否定，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也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同盟军；但是，它的根本缺陷是用抽象的人性、人道观念去说明和解释历史，因而从整体上看是唯心主义的，未能成为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人道主义，则扬弃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发生了质的根本变化，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继承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尊重人、尊重人的价值的基本趋向的同时，又否定了其阶级局限，把关心人、重视人的人道主义的一般内涵推进和提升到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并且一改传统人道主义的空洞说教，把它改造成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或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找到实现这种真正人道主义的现实道路。因此，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同人性论、人道主义完全割裂开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完全排斥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观点，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来看，还是从现实来看，都是不可取的、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包含了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人道主义。持这种观点的论者在肯定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同时指出，人性论、人道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或最高原则，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把共产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认为人道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他们还特别强调，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尤其需要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充分重视社会主义建设中人的作用，发扬劳动人民的主人翁精神的创造性，重视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同人道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因此否认有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如黄楠森就指出：当马克思肯定人道主义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形成，而马克思主义一形成，他就对人道主义思想体系采取了批判的态度，直到他逝世。这派观点的论者认为，人道主义这个概念是在资本主义的等价交换的关系形成之后才产生的，人道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在思想实质上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而不相容的。因为人道主义的理论根据是抽象的人性论，它以人的自然属性或人的理性作为人的本质，忽视人的社会本质，其基本理论是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这就从根本上同历史唯物主义完全矛盾。总之，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分属于两个对立阶级的思想体系，人道主义是私有制的理论表现，共产主义是以消灭私有制为核心的，两者的理论出发点、基本原则、社会变革手段和研究方法，都是根本对立的。他们中有的论者还断言，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因此没有必要将人家的专利“开放”进马克思主义体系里面来。
二、关于异化问题
异化问题是与人道主义密切相关的，因为按照传统人道主义
的历史公式“人一非人一人”，也就是人的异化及人的异化的扬弃过程，异化构成了其中的内在环节。因此，对异化问题的看法，直接关系到如何看待人道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这场讨论中，对异化问题的争论主要是围绕异化概念的内涵、异化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以及社会主义时期有无异化现象而展开的。
关于“异化”概念的含义，在讨论中主要有三种解释：一种观点从广义的角度把异化解释为“疏远”、“脱离”和“异己化”，把异化看做是一切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都要经历的一个环节，从而肯定了异化现象存在的普遍性；另一种观点认为，异化就是矛盾对立面的转化，甚至是辩证法三大规律的集中表现，这就不仅肯定了异化现象的普遍存在，而且肯定了异化概念的方法论意义；第三种观点认为，异化特指人的异化，它是依据抽象人性来考察社会历史的一种错误观点，借用异化概念来解释人的本质和价值的失落与否定，带有根本的局限性，因而它既不具有普遍性，也不具有科学认识价值。
与异化概念的理解相关，争论各方对异化概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和意义，也作出了不同的评价：一是认为异化概念是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概念，虽然马克思在后期很少使用，但不能由此否定其作用，它对历史认识的指导作用依然存在；二是认为异化概念是马克思历史观精神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用来分析人和社会的历史发展的一个一贯的重要思想，并且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不断得到充实和科学化；三是认为异化概念只是马克思在思想实现转变以前即早期所使用的概念，在这时的马克思那里，它也只是从表象的层面上描述了私有制条件下人的本质走向自我否定的外在表现，而无法进一步揭示这一现象赖以产生的历史基础以及扬弃这一状态的现实途径，其本质是唯心主义的，后来已被马克思所彻底否定，因此异化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概念，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异化现象的争论，也有三种不同观点：一是肯定社会主义时期仍存在广泛的异化现象，不光在思想上、政治上可能出现异化，经济上也可能出现异化，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仍需不断克服异化；二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部分异化现象的残余，但它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因此不宜用异化概念来解释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种消极现象；三是否认社会主义时期存在异化现象。这类分歧反映着对异化概念的不同理解，也体现着对异化概念方法论价值和诠释力的不同估价，以及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矛盾性质的不同判断。
三、胡乔木对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的权威总结
如果说，从1980年到1983年展开的对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或争论，都是侧重于学术问题的研究活动和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的话，那么，胡乔木于1984年1月3日在中共中央党校所作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的发表，则是他作为意识形态的主管代表。因此是意识形态的裁决，已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围，他的讲话实际上是对这场讨论的权威总结，宣告了这场讨论的终结。
对于这场讨论，胡乔木首先给予了明确的定性：“应该看到，现在确实出现了一股思潮，要用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甚至要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或部分归结为人道主义。有的同志提出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样的根本性的理论命题；有的同志宣传‘人－非人－人’，(即人异化为非人，再克服异化复归于人)这样的历史公式；一些同志认为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有异化，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一些同志热衷于抽象地宣传‘人的价值’、‘人是目的’这类人道主义口号，认为可以靠它们去克服这种‘异化’。如此等等的说法，提出了这样一些根本问题：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人类历史的发展，怎样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究竟应该用怎样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作为我们观察这些问题和指导自己行动的思想武器？我认为，现在这场争论的核心和实质就在这里面。”他指出：“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潮，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带根本性质的错误观点，不仅会引起思想理论的混乱，而且会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在这里，胡乔木把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讨论从错误的学术思潮上升为错误的政治思潮，并且认为，由于这股思潮具有模糊的但是又相当固定的反现实的倾向，它们“可以把社会上的一切消极现象都归罪于社会制度或者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把反对的目标集中于党和政府的领导，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在社会上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和悲观心理。”因此，对这股思潮必须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坚决加以讨伐，制止其蔓延。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定性下，这场讨论“热”从此冷落下来了。
其次，胡乔木在这篇讲话中对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作出了权威的总结和说明。他一开始就将人道主义作出了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与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这样含义不同的逻辑二分。他指出：“关于人道主义，我想首先应该指出，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这两个方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现在讨论人道主义问题，尤其需要注意两者的区别，以免造成意义上的混淆。”在对人道主义作了这样逻辑的区分以后，他接着对这两个含义上的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作了说明。
胡乔木指出，“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它从学术领域到政治领域，从理论到实践在今天都是消极的、错误的，它不可能被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任何人类思想形式所改造、扬弃和吸收，因而必须予以坚决的拒斥，结束它的发展和存在。只有这样，才能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不至从科学再回到空想，才能保证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与此相反，“我们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同志，却企图抹煞这种对立，把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混合起来。他们或者要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而成为人道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一个派别(尽管被誉为‘真正’的、‘最高’的、‘最科学’的人道主义派别)，或者要把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一个部分(据此认为，前者是后者的核心和实质，是出发点和归宿)这两种含义实际上是一样的，都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人道化。”对这两种观点，都必须坚决地批判和拒斥，因为“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根本不能互相混合、互相纳人、互相包括或互相归结。完全归结不能，部分归结也不能。人道主义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不能补充、纠正或发展马克思主义，相反，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说明人道主义的历史根源和历史作用，指出它的历史局限，结束它所代表的人类历史观发展史上一个过去了的时代。”他还指出，现在我们的这些笼统宣传人道主义的同志的主张，其实质“是要把我们的历史观从唯物主义倒回到唯心主义，从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学说从科学倒回到空想”，因此，这样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
对于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胡乔木则表示能够容忍并允许它的存在，允许它在脱离其原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前提下，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能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当然这样的人道主义应该叫“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他说：“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它立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属于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这种意识形态；作为一项伦理原则，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为基础的。”他还指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本质上不同于作为伦理原则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又同它有一定的批判继承关系。”在今天的中国由于长期封建思想的影响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由于文化的落后和经济的落后，在现实生活中违反人道原则的犯罪不同程度地存在，对人缺乏关心、尊重、同情、爱护的冷漠现象也时有发生。因此，“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具有重要的迫切的现实意义。”他还指出，“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在我国多次批判过人道主义。这些批判的错误之一，是没有区别人道主义。这些批判的错误之一，是没有区别人道主义作为世界观、历史观和作为伦理原则这两个方面，把批判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变成反对任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以至连革命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也不宣传了。这种错误应该坚决纠正，不允许重复。在各项工作中，都应该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不是把它当做我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而是把它当做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对待人的一项伦理原则。”
??? 再次，关于异化问题，胡乔木也依据区别人道主义的模式，对异化概念作了两种区分。他指出：“对异化概念，要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把异化作为基本范畴和基本规律，作为理论和方法，一种是把异化作为表述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某些特定现象(包括某些规律性现象)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拒绝前一种异化概念，而只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并且把它严格限制在阶级对抗的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他根据对异化概念含义的这种区分，即异化只能严格限制在分析阶级对抗社会的现象，从而对讨论中出现的社会主义异化理论进行了政治定性和批判。他指出：“有些同志说，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他们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把异化这种反映资本主义特定社会关系的历史的暂时的形式，变成了永恒的、可以无所不包的抽象公式。然后，又把它运用于分析社会主义，从而提出社会主义的异化问题。他们用这种方法把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混为一谈。”在这篇讲话中，胡乔木还通过进一步批判社会主义异化论者提出的“思想异化”、“政治异化”或“权力异化”及“经济异化”的观点，说明，“从异化的抽象公式出发，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种种消极现象统统纳入异化公式之中，势必把这些都看成是规律性的对抗性的，是由社会主义社会中主体自己的活动造成的。这决不可能帮助我们解释和克服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任何消极现象，只能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以至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带来破坏性的影响。”
模块三：教师点评
经过胡乔木的权威总结，发生于80年代初期的这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宣告终结了。这场讨论是对“文革”浩劫的反思和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的回应，同时也是新时期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虽然这场讨论还来不及全面而深入地展开便结束了，但哲学界对人的思考特别是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意义的思考并未停止。这场讨论带动了以后对人的本质、人的价值等问题以及主体性问题、实践问题等的进一步研究，因此，它对于中国完全走出“左”的思想禁区、走上现代化建设的健康轨道有极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才能理解并推进我们今天的现实的运动。从人道主义出发来理解我们今天的现实，就会或者对现实持简单批判否定的态度，或者对现实采取一种非批判的态度，把现实看作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理想状态。这两种态度都是非历史的态度，是应当克服的。
谢选骏指出：看完上面的历史回顾，再来思考一下后来的社会发展，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破产，造成了“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而反对异化的人道主义者，带来的不是思想解放，而是虚无主义。
因为回到自我而成为一个人道主义者，这反而使得人生变得空虚。所以人们不得不重新设立目标，为的是填满空虚的内心（有无灵魂另当别论）。于是一切向钱看，黄赌毒泛滥中国大地。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
有了目标，人就开始异化，开始为目标献身，让自己成为工具。不仅人为财死，而且鸟为食亡。
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GDP主义，变成了盗版大国，变成了漫天雾霾，变成了癌症世界第一。因为群众和领袖都无法回到自我，无法承认价值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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