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偶然读到《古寺温泉》，才知道杜南发先生的。
杜南发，1952年生，祖籍福建晋江，新加坡人。长期从事新闻工作，资深报人，作家、诗人和书画鉴赏家。
杜南发与倪匡友善，到香港时就住在倪匡家里，是唯一受邀在倪匡家住宿的朋友。杜南发要采访金庸，金庸因为要求采访的太多，不大愿意接受。倪匡说：“这位小朋友挺有意思的，见他一下嘛！”金庸说：“好。见了觉得有意思，当天晚上就留下来吃饭。没意思呢，访问完就说当晚有一个饭局，意思就是下逐客令。”
结果金庸不仅请杜南发留下来吃饭，还打电话叫温瑞安过来作陪。
杜南发写了《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发表在《中国时报》上，后被沈登恩先生编入《诸子百家看金庸》一书。
金庸后来写给杜南发八个字：“诗圣主国，朱雀南飞”，其中隐藏着“杜君南发”四个字。
杜南发有一次去台北，倪匡和女友开车到机场接他，柏杨在酒店设宴。古龙不请自到，忽然出现，当场把所有的人都拉走。杜南发是客人，古龙就把他拉上自己的车当“人质”，倪匡等不能把客人扔下不管，只得紧跟古龙的车。古龙一进家门就把大门锁了，随手把钥匙一丢，不知扔到哪里去了。大家立刻傻了眼：没有钥匙出不去！没奈何，只好陪古龙喝通宵。
杜南发说：“我喝酒是在古龙家里学的，以前我不太喝酒。”第二天中午起来，大家饥肠辘辘，满地找钥匙，古龙也陪着找，最后搬开大沙发才找到，才开心地出门，又喝酒去了。
1984年，蔡志忠先生第一次到新加坡，在一个饭局上认识杜南发，一顿饭时间即成为好友。杜南发推荐蔡志忠看李渔的《闲情偶寄》，蔡志忠认为这可能是自己“漫画中国思想系列”的缘起。
2011年12月14日，杜南发偕同夫人到杭州西溪地大师楼住了两晚，与蔡志忠饮茶喝酒大话当年。蔡志忠学金庸，送给杜南发十四个字：“发现南洋杜君人品文笔道出赤心”，逆向隐藏着“赤道文人杜南发”七个字。
蔡志忠刚刚获得一方印章，刻着阳文“第一希有”，是佛经语。在画赠杜夫人的《渡江达摩》画上，蔡志忠第一次钤上此印，因为他认为杜南发是“踩在赤道上的第一希有文人”！
1994年，杜南发在书店的廉价书堆里偶然找到鉴定家杨仁恺先生的《国宝沉浮录》初版。两个多月后，恰好杨仁恺到新加坡，杜南发作为《新明日报》的总编辑，亲自去采访，开口即问起杨仁恺发现《清明上河图》的事情。杨仁恺先生很惊异：“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件事。”
之后，杨仁恺先生邀请杜南发到辽宁省博物馆去看书画。杜南发到了沈阳，杨仁恺先生亲自带他到库房里，将馆藏的重要名作都看了，主要有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张旭的《古诗四帖》、怀素的《论书帖》、陆游的《自书诗》、董源的《夏景山口待渡图》、宋徽宗的《瑞鹤图卷》、宋高宗的《洛神赋》、朱熹的《七月六日帖》和《大学或问诚意掌注疏手稿》、文天祥的《木鸡集序》、赵孟頫的《红衣罗汉图》和《鹊华秋色图》、王蒙的《太白山图》、北宋张择端和明朝的仇英以及清朝陈枚等所作的三幅《清明上河图》（其中张择端的真迹正是由杨仁恺先生考证出来）。
之后，杨仁恺先生还陪同杜南发夫四川省博物馆，一睹馆藏珍品，其中以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珍藏最为珍贵。
杜南发将上述珍品还有张先的《十咏图》、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傅抱石的《丽人行》等名品的流转次序以及围绕着这些珍品发生的故事，写成《美的足迹》一书，该书由杨仁恺先生作序，应该是最早以书画流传故事为主题的一本书。
作家亦舒笑他一个南洋小子，怎会有如此福分。杜南发自己也承认，能够去辽宁省博物馆看画，是一份生平难得的机缘。
杜南发的办公室里，还挂着郁达夫写给郑子瑜的名联“曾因酒醉鞭明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也是因为机缘巧合，郑子瑜叮咛家属在自己身后送给杜南发。这是杜南发的收藏里最喜欢的一件。
他认为这副对联除了郁达夫的才气和透着性格的书法之外，最重要的是诗中的意气情怀，这两句诗和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同被誉为可以媲美唐诗的两大当代名诗佳句。
杜南发在《古寺温泉》一书中，介绍了日本的秘汤和中国唐代的古寺、辽代的应县木塔和光孝寺、南华寺，其中关于佛光寺的介绍分析，令人叹服。
二十世纪初，有日本学者声称，中国大地上已经没有唐代建筑，要看唐建筑，只有到日本去。此说虽然刺耳，中国的年轻学者梁思成，深知日本学者治学严谨，并不轻易下结论，既有此说，必是经过考察之后。但他很不服气，搜寻了五年，仍一无所获。一次偶然机会，梁思成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书中，见到一张莫高窟唐代壁画《五台山图》，就到北京图书馆查阅明代记录五台地方志的《清凉山志》，对比之下，发现一个相同的名字“大佛光之寺”。
梁思成并无太大把握，也不知道佛光寺具体位置在哪里，但仍于1937年6月，和夫人林徽因以及莫宗江、纪玉堂两名学生，带着沉重的测绘设备，从北京出发，又在五台县换乘骡车，心情忐忑地跋涉在偏僻的山野。他们在深山里行走了两天，终于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一座古庙梦幻一般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有着硕大的斗拱和深远的出檐。“在山林间焕发着无限令人目眩的神圣光芒，照亮了近晚暮色中的整片天地”（杜南发语）。
由于人迹罕至，佛光寺蝙蝠成群，梁思成说：“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工作至苦。”但他们深知机缘难得，“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几天后，林徽因终于在东大殿梁上发现了隐隐墨迹，整个考察队伍继续努力，成功辨读了四条梁上的文字：佛光寺建于公元857年，正是晚唐建筑。
过后，林徽因在屋梁下见到“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的名字，又在殿前的唐代经幢上发现了同样的名字。梁思成和林徽因认为佛殿主就是出资修建佛光寺的施主，年轻的建筑学家本身是个女人，将成为第一个发现中国最稀奇古庙的人，而该庙的施主竟然也是一个女人，他们认为“”大殿佛坛上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正是施主宁公遇夫人本人。
林徽因与宁公遇的塑像合影并感慨：“我真想在这里也为自己塑一个雕像，让自己也陪伴这位虔诚的唐代大德仕女，在这肃穆寂静中盘腿坐上一千年。”
佛光寺的发现震惊世界，实际上在1922年，日本佛教美术者、净土宗学僧小野玄妙，是最早找到佛光寺的学者。1925年，另外两位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又来到佛光寺。但这些日本学者的眼光，集中在大殿内的佛塑像及两座唐代经幢，他们对古建筑一知半解，就轻率断定五台山所有的建筑都是明清建筑，以致于对这座唐代建筑视而不见。
杜南发于2002年第一次到佛光寺，考察了梁思成笔下“有如一座仙林”的大殿，确认东大殿的主角“三尊大佛”，是中国寺院最早出现“一坛三佛”组合方式的存世实例。这三尊大佛，分别是中央的释迦佛和两边的弥勒和弥陀，分别代表华严思想、涅槃信仰和净土信仰，体现华严思想“圆融无碍”的境界。
至于梁思成最重视的大殿北边木梁上“功德主右军中尉王”和“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佛殿主”不应是梁思成所说的“施主”，即出资兴建此殿的人。因为古代建造寺院的记录中，捐资者似乎未见有以“佛殿主”为名者，而在佛门术语中，“寺主”是佛寺的总负责人，“殿主”则是管理佛殿的负责人。在敦煌《五台山图》壁画中，绘有朝廷的送供使的图画，称为“送供天使”，朝廷确有送供使到佛光寺来作供养的记录，所以杜南发先生提出这是否是墨迹中“上都送供”的意思？宁公遇是否由朝廷派来佛光寺当“佛殿主”，负责供养佛祖祈福？
在唐代，除了五台山这座佛光寺以外，还有两座佛光寺，分别位于长安和洛阳两大京城内。唐代只有皇帝赐额的正式寺院才可以称寺，私建寺院不得称“寺”或“院”，天下寺院均为官寺。
唐宣宗登基后，下诏重修各地废毁寺院，其中就有五台山佛光寺，佛光寺既是由皇帝“特许修葺”，东大殿又由藩镇大员领衔、地方官吏实际参与兴建工作，显然是一座官方性质的寺院，而未必是宁公遇这位“女施主”出资所建了。
因此，杜南发对林徽因在东大殿坛上发现的那尊妇女塑像，究竟是否真的就是宁公遇本人，也就不无疑虑了。
杜南发认为，在中国古代寺院，似乎从未见有出自捐助者和神佛并列一坛的实例，敦煌的供养人，即使贵为天子或贵族，均仅绘于壁画或画卷上，并未有塑像，所以宁公遇何以能独有此殊荣？无论以宗教信仰或是人情世理，都难以说通。
所以这尊雕像虽是唐朝贵妇衣饰，但她应是一位天神界的人物，才可以和众佛菩萨同处于一个世界。
经过考证，杜南发发现，整个大坛的塑像都是依据“身份”所建，只有“宁公遇”雕像前面不远处的韦驮天将，大小规模与“宁公遇”相同，而且又都坐在同样的方形石座上，显然“宁公遇”应该是与韦驮同一级别的天人神像。
韦驮在佛经中称为“护法韦驮尊天菩萨”，简称“韦驮天”，在护法二十诸天中名列第十二，名列第十三的是另一位护法神“地天”。
地天，又称“坚牢地神”，佛经中称为“护法坚牢地神尊天”，在释迦成道时，地天从地涌出，为佛明证，佛陀曾对她说：“汝大神力，诸神莫及”，是一位主掌及保护、养育大地的女神。
唐朝开始，地天以女性形象出现，且多为贵妇造型。这尊“宁公遇”塑像，正是一位贵族妇女的形象，她身披云肩（和同坛文殊菩萨的云肩服饰类似），腰配金带，位置在韦驮之后，静坐在大殿最尾端的南壁下，有如庄严承载整个世界的大地之母，正脸的视线，朝向满坛神佛，仿佛正见证眼前一切法缘的发生和流转，十分符合护法神“地天”的形象。
所以，杜南发认为，当年林徽因把这尊塑像视为“宁公遇”，很可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杜南发还指出，“地天”和韦驮，都在大殿南端，与此相对的大殿北端同一部分位置，却空荡无像，那里根据大殿造像全部成双（三大佛除外）的规律，本有两尊地位相等的护法神，一尊应该是与韦驮天将关系密切的韦力天将，另一尊应该是与地天关系密切的“菩提树神”（在释迦悟道时以菩提树为佛陀护法）。但这两尊像已经损毁或被盗，所以才使大殿两端应有的两组护法神，出现“不对等”的奇怪现象。
另外还有“功德主右军中尉王”，梁思成认为是唐朝大宦官王守澄，曾先后参与好几位皇帝的废立行动，当上“骠骑大将军、充右军中尉”，直接指挥有十万兵力的神策军右军，左右朝廷多年，后来政治失败，被唐文宗毒杀。王守澄去世三十年，东大殿修建，出资兴建此殿的宁公遇，应该是王守澄的亲人，所以才会在王守澄被杀三十年后，为他做“功德”而出资建立东大寺，还从长安把自己的塑像送到这佛殿上供养。
杜南发认为，唐代有一个特别的官衔称为“功德使”，由禁军司令兼任，负责管理天下僧尼，“安史之乱”后，宦官开始担任，负责修建寺塔、铸造佛像及举办盛大佛教法会，所以“功德主”，应是与“功德使”这个官衔有关，而不是所谓的“祈冥福”。
至于“功德主右军中尉王”，王守澄在被杀三十年后，还有亲人能为他大兴土木，兴建大殿，实在不无疑问。
经考证，杜南发认为这位“功德主右军中尉王”，不是王守澄，而是在他被杀后，同样姓王的宦官担任过唐宣宗时期的右军中尉，名叫王元宥。
杜南发对梁思成和林徽因高山仰止，认为他们都是一代名士，博学多才，识养高深。尤其当年他们千辛万苦，深入荒野工作，无论经过和成果，都令人钦佩不已。限于当年考察现场困难条件，偶有误读，自可理解。自己“聊备一说，有待高明”。
我认为，上述考证逻辑严密，符合宗教经义和世间道理，表现出杜南发先生精深的佛学、美学知识、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丰富的想象力和严密的论证，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杜南发先生的学识和文字，令我钦佩不已！
同样令人敬仰的，是梁思成和他林徽因。在日寇即将全面入侵的时刻和“蝙蝠惊飞、秽气难耐”的恶劣环境中，为中国建筑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我们似乎至今仍能看到林徽因在佛光寺东大殿上下求索的美丽身影.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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