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平／最近陆续面世的十卷本编年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年至1981年），由十位中国著名歷史学者独立编写，五百餘万字，被余英时讚誉「达到了史学著作的世界水平」。
你可以毫不费力回望千年，视线却总是在当代凝滞----这几乎成了歷史研究的潜规则，中外皆然。一九四四年，法国年鑑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盖世太保的枪底留下遗著《为歷史学辩护》，书中不无忧伤地提到，自己儿时高中老师曾说过这样一番话：「一八三零年以后已无歷史学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学。」同样的话，战乱中的中国报人曹聚仁也说过：「二十年内无歷史。」
如果说，歷史常常是任权力梳妆的小姑娘，那麼尚没有从现实生活中完全冷却的当代史，则成了最易被浓妆娒抹的那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四九年成立，至二零零九年便是一甲子。这短短六十年歷史之险象环生、峰迴路转，吸引了无数学者的兴趣。亲歷者希望考证，一代人的悲剧源头究竟在哪里；旁观者试图解释，为什麼耸人听闻的灾难与辉煌会并存在同一片土地。为共和国立传的工作，自一九七八年由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发起开始，至今已成海内外中国研究的热门显学：
在中国大陆，有一九八五年胡乔木与邓力群修编《当代中国丛书》，以及六、七十种官方机构出版的各类共和国「史稿」；在海外，有费正清主持修编的剑桥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下两卷（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二年），台湾学者陈永发写《共產革命七十年》，美国学者莫里斯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汉学家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等等。
然而，官方立传受制於「话语」限制，虽不篡改史实，却避重就轻，节骨眼语焉不详；海外研究毕竟隔了道墙，或局限於档案匱乏，或陌生於独特的社会情境，总留遗憾。迷雾重重的歷史，仍期待更独立、更严谨的笔触梳理。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陆续出版十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引起了全球瞩目。
第一套非官方史
这一套最新面世的编年体共和国史，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非官方版本。全套共十册，时间跨度由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一年，共五百餘万字，由十位中国大陆著名歷史学者独立编写。已经出版的六卷耗时八年完成，引用大量珍贵史料，更有一些是首次披露。最令外界期待的，是编写者丰富的档案研究经验、严谨的学术规范，以及中立、开放的价值立场。
陈永发在台湾翻阅完最先出版的三册后评价：「突破中国官方机构对资料的垄断的保证，有丰富的文献档案为基础，史实的可信度极高。」余英时则在检阅第三、五、六卷后评价，「每卷都达到了史学著作的世界水平」。
「我们这代人经歷和共和国差不多的路成长，觉得这些惊心动魄的经歷应该写下来，也有义务去写下来。」本套《共和国史》总编、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金观涛与夫人刘青峰这样阐述发起这项工程的初衷：「在国际上，很多人觉得中国的歷史禁忌太多，共和国史人们看剑桥的，看美国的，中国自己的也有，但是在学术上引用价值不高，可信度受意识形态控制。我们需要有一套基本上忠於史实，而不是篡改、熘减史实的东西，这套书不该由外国学者写，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写。」
怀著同样期待的，是和金观涛夫妇同年代的大陆学者：沉志华、杨奎松、林蕴暉、李丹慧、辛石、钱庠理、高华、卜伟华、史云、韩钢、萧冬连。自二零零零年开始，他们分别就专长撰写三年为一卷的歷史，各自用六、七百页的篇幅梳理他们曾亲身经歷的歷史，细緻到每一个疑点。
「成为作者的第一个条件，是能看到档案」。金观涛在介绍时，再三强调原始档案的重要性：「很多重大事件以及与中共高层决策有关的档案至今没有完全开放，好在我们的撰写者有党史研究的深厚功底，他们遍查全国各省及市县档案资料馆，搜集史料并进行辨?。」
前提是能看到档案
这也是金观涛对本套书引以为豪的第一点：「史料的考定和勘误做得最好，指出了很多过去的错误，甚至包括一些西方汉学家很有名的著作里的错误。」
说档案研究，不能不提的一个作者是沉志华。沉志华是中苏关係与冷战研究专家，在本套国史中，他撰写第三卷，备受关注的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
作为「与新中国同龄」的歷史学者，沉志华的经歷堪称传奇。一九五零年生於北京，文革结束后考入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方向为苏联史。在硕士论文即将完成时，却以洩露国家机密罪被捕入狱。出狱后他卖过水果，做生意，直至风生水起，赚了大钱，四十岁生日时却瀟洒放弃，重新走进书斋修史。
一九九五年，沉志华个人斥资数百万元，从俄罗斯买回大批苏联解密档案，并自费组织力量整理编译，出版成三十四卷本的《苏联歷史档案选编》。在此基础上，他自费组织多次研讨会邀请同道学者共同研究，并完成多部中苏关係史著作。
五、六十年代中苏关係紧密异常，同期许多中国中央档案馆里查阅不到的资料，在解密的苏联档案里却可以寻到痕跡。沉志华撰写的五六、五七年反右史，便借一些首次披露的苏联档案，修正了部分过去史学界的错误判断。「因为《二十一世纪》杂誌的合作，我们和沉志华是老朋友，修编共和国史也是通过他，找到更多大陆的党史专家」，刘青峰说。
坚持找大陆学者来完成，一方面可以接触档案，另一方面，也是金观涛坚持的：「一定要还原歷史发生时的思想状态、文化观念，还原当时的语境，这是海外的汉学家无法感知的。」
「歷史学家在研究和写作中都会有这样一种体会：如果不能对歷史场景有同情的了解，不能在内心重演歷史事件展开过程，领会当时支配事件展开的普遍观念，就无法接近歷史的真实。……由於本套书的作者都是中国近几十年巨变的亲歷者，把握歷史事件发生时的社会氛围，他们具备某种比西方史家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特殊优势。」
在此基础上，更重要的是「视野超越意识形态，价值中立地审视过去」。学者们确立了以史料和档案为主、少评价的编写準则，并在写作之前，展开充分讨论：每一个作者都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至少两星期，看材料；总编每一年去北京开两次会，与作者们封闭密集讨论。
在总序言中，金观涛回忆起持续了五年的讨论会：「至今，我仍不能忘怀一次又一次的国史写作讨论会。窗外是北国的寒冬，大家聚集在不大的会议室中不分昼夜地讨论，最后形成会议纪要。这一场景使我想起一九七零年代末青年时代和朋友的彻夜长谈。很多时候，大家就某一观点、细节甚至是提法，进行无休止的辩论。使我十分感动的是，无论在讨论中发生多大的争论，甚至是立场和价值上的分歧，最后都能在忠於歷史事实之上得到统一。」
共和国史是在青灯黄卷的档案与唇枪舌剑的激辩中成型的：第一个交稿的卜伟华（写第六卷《「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用六十万字把最复杂的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这三年，「全国每一个省市的革委会派系都弄得清清楚楚」；
梳理文革末期风云的史云（写第八卷《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记录了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六年林彪事件对中国的思想冲击，如何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进而演变为毛泽东体系的瓦解，海外此前并不清楚的这一环节，「史云这卷讲得惊心动魄」；
沉志华书写「反右」，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被看作共和国最重要的转折点。那一场摧垮了中国人精神脊樑的运动，究竟是「阳谋」还是「阴谋」，这是核心问题。「作者没有给出答案，但是做了最详尽的梳理」。
沉志华自己这样总结：「在中国，一九五六年春光洒满大地，一九五七年阴霾笼罩天空。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国人曾寄予无限希望，而中共虽经歷思考，最终却做出了令人失望的选择。」
还有即将出版的杨奎松写一九四九年建国，高华写林彪事件等等。作者的深厚功底与此前著作都令读者充满期待（杨奎松最新著作《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高华著有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令很多读者疑惑的，是这套共和国史为什麼断在了一九八一年？
为什麼停在八一年
八十年代的啟蒙运动似乎不应避开，八九的天安门事件也应是当代中国的重要密码。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没能涉及，金观涛承认这最令人遗憾，但也最无可奈何：「照理应该写到六四事件才完整。没有写不是政治问题，一是因为这一阶段的重要档案很多看不到，修史不能凭空来，没有档案，讲故事你也不如海外，那就表明时机不成熟，不如以后再写。二是我们还没有经验，民间的史料怎麼来写。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是民间运动，这超越了党史、政治史，也无档案可查，要怎麼来做，我认为现在条件还不成熟。」
另一个缺憾，金观涛认为是还缺少了一点国际视野：「原来的目标是要尽可能对西方现有的观点、学派，对中国转型的各种分析做一个评价，这个还是有欠缺。我希望中国学者还要有些世界性的视野。」
从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八年，八年的时间组织修编国史，金观涛与刘青峰夫妇在完成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之后，也将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前往台湾政治大学任讲座教授。
这套国史，他们视作在香港二十年，乃至整个学术生涯中最大的成就。「这套书的意义在於填补空白，我们终於可以说，有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不篡改史实的共和国史了。这套书的出版，会让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上升一个台阶，为中国当代史的宏观研究提供一个平台。」
人们总在不同的今天追问歷史，又在不同的歷史窥见今天。民间修史艰难重重，需要学术良心，也需要耐得寂寞。如金观涛在总序中所说，写史的任务远未完成，「我期待后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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