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奥落幕只有一个月，但它所展现的文化自信和引发的全国亢奋，已经被所谓「肾结石婴儿」丑闻正面浇了一盘冷水。最讽刺也最悲哀的是，儿童是京奥开幕式反覆出现的母题(leitmotif)，象徵中国的未来与世界的大同，却是今次三鹿毒奶粉事件的最大受害者。
当中国人在中国经济奇蹟与举办奥运成功的光辉中，重拾曾被践踏得支离破碎的民族自尊，并一嚐由受害者(victim)化身为胜利者(victor)的「甜蜜滋味」，三鹿奶粉事件无异於对正在自我陶醉中的中国人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短短一个月内，中国彷彿向世界和国民解剖了自己的灵魂，将自己的美与丑、崇高与鄙陋，赤裸裸地呈现出来。本来一个国家的性格，就像人的性格一样，是复合的，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有不同的表现。然而这个性格不论多复杂，终要归於一定程度的统一，那就是所谓「复」而又「合」了。可是这些日子以来中国的性格却似乎是矛盾多於统一，而且矛盾的程度有时接近精神分裂。
本来身为中国人，对中国的事，好的应当充分欣赏，坏的也应尽量宽容。然而做中国人之难，做中国人之凄凉，往往在於有时你要爱国而爱不进去。只要你睁开眼睛，在最喜气洋洋的场面也会看到萧条的背影；只要你张开耳朵，於最慷慨激昂的讚美声中也会听到老百姓的哭泣。
三鹿奶粉为何会含有害成份？它凭甚麼获授「国家免检產品」称号？为何有毒產品在市面销售长达几个月才被发现？卫生部又应该负上甚麼责任？为何到月初大陆传媒广泛报道事件时，中央尚未下令调查？本来有关当局尚在搜集证据，我们不应随便指责企业违规、质检总局失职和官员无能，但中国的官僚贪污猖獗，「中国製造」的產品劣跡昭昭，我们有权在这件事情上多疑一点。
美国晶片公司英特尔(Intel)的创办人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在《妄想者生》(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一书中强调，在竞争激烈的电脑市场上，只有最多疑，甚至有点偏执狂的公司才可以生存；其实在公共卫生的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
最近被大陆公安拘捕的两名牛奶供应商，当然不可能是事件的罪魁祸首。三鹿奶粉事件暴露的是中国面对经济高速发展，但政治和管理体制严重滞后而產生的深层次矛盾。由此而来的价值真空和道德危机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正直接威胁共產党的统治及其统治的合法性，其严重的程度可称之为一场「等待著发生的大灾难」(a disaster waiting to happen)。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致富光荣论」(To get rich is glorious)获一呼百应，不是因为它能够「激人以道德」(move one to virtue)﹔而是因为它将中国人的自利本性释放出来，而自利本性正是所有经济行为的出发点。从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角度看，「致富光荣论」是真话而非谎言﹔因为一如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言﹕「真相就是你选择相信而带来好结果的东西」(The truth is the name of whatever proves itself to be good in the way of belief)。
可是「致富光荣论」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Zeitgeist)，它的另一面就是损人利己、见利忘义和违法乱纪的「猖獗资本主义」(rampant Capitalism)。「损人利己」、「见利忘义」和「违法乱纪」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里当然是贬词，但在今日中国弱肉强食的社会中，不做捕食者(predator)，就要做被捕食者(prey)的生存法规，正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和营运法则。当二十多年前邓小平将「荣」与「富」串联起来，中国已经走上不归路﹔
而中国人对自我形象、民族自我(national self)和民族性格(national character)的塑造、想像、校正和再造，亦跟他们在市场上扮演的财富创造者的角色越来越密不可分。中国政府在现今中国大陆社会的贫富对立、官民争利的新阶级斗争中，扮演的并不是维持社会公义的公证人角色，而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参与者(key player)。这正是它的道德权威江河日下的主要原因，三鹿奶粉事件不过是另一显例而已。
林沛理，《瞄》(Muse)杂誌主编，美国纽约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香港，你还剩下多少》及《能说「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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