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冠县“辱母杀人案”成为这几天的舆论热点。
2016年4月14日，被11名催债人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各种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甚至对自己母亲露出下体，22岁的于欢操起一把水果刀捅刺，致1死3伤，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首先，目前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站在被告人一边，但是，法院判决没有认定于欢构成“正当防卫”。这种民意与司法认定之间的鸿沟，是需要法院加以释明的，或者由上级法院通过改判而填平。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那么，什么构成“防卫的紧迫性”？被10多人控制人身自由，遭到各种殴打、羞辱，为什么不能算？一审判决完全排除了正当防卫（甚至排除了“防卫过当”），法律适用的标准该是怎么样的？在案发4个月之后，讨债一方被当地警方认定为“吴学占黑恶势力团伙”，这一涉黑因素，有没有被判决所考量？
司法该如何在现实与法律理念之间、生命权与自卫权之间做出权衡？这种权衡的导向，是否能让人信服？这是这类案件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此案中警察的处理，饱受公众的质疑，希望当地警方能积极回应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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