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聊城“刺死辱母案”在舆论场被热烈争论。3月26日（这个非工作日），最高检宣布将调查此案，并依法调查警察是否失职渎职。最高法的官微也转发了山东高法的相关通报。同日，山东省公安厅已派出工作组，赴当地进行核查。而聊城市也表示将对警察不作为、高利贷、涉黑开展调查。
公众看到了司法机关对于民意关切的回应，但不可将此概括为“民意的胜利”，这种表述本身已将民意与法治对立。
民意不是去压服法律，而是要在法律里找到令人信服的正义；法律是经过技术归纳的民意。在这次“辱母案”中，我们看到司法、舆论良性互动的可能性。
以往，不少公共案件，对立的论者纷纷用“法官枉法”“舆论干涉法律”给对方贴标签。似乎，民意与司法必须截然对立，甚至“为了对立而对立”，否则无以彰显司法的独立性。
此案“辱母”的细节引发了公众的强烈的共鸣。“母辱不护，且待何人？”这类诘难中固然不乏情绪的成分，但是背后是人们对于正义的朴素理解，这恰恰是一个民族法治精神的魂魄所在，应在法治管道中有所呈现。
现代化语境下的“法治”注定是高度技术化、科层化。当很多基层执法者勤勤恳恳、萧规曹随地办案时，有时，是不是可以打开窗户听听民间的“新鲜声音”？法律执行与立法初衷以及依附其上的民心，是否会发生疏离？“初心”还在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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