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亚非：当前对“全球自由秩序”利弊和存续的辩论是新世纪国际秩序重塑进程的先行。中国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从英国公投退出欧盟到美国大选出乎意料的结果，从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到法国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在今年大选过关斩将，民粹主义思潮卷土重来，逆全球化来势凶猛，全球治理“失序”和“碎片化”如水漫金山、满目疮痍，现有以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为柱石的“全球自由秩序”（Global Liberal Order）正在经历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最为严重的分崩离析和系统性危机，世界进入全球治理体系体制性改革与国际秩序转换和重塑新的历史时期。
一、在全球化进入动荡、曲折的新时期，全球治理体系明显落后于全球化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各国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反思在深入，担心全球化的逆转和全球治理的失败将带来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纷纷对全球治理各国和未来国际秩序提出建议与设想，以影响世界的发展方向。
美国和西方思想界围绕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秩序”能否劫后余生，乃至“凤凰涅磐”正在展开热辩，虽有一些自我反省，但更多是给中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贴上“非自由政体国家”的标签，将全球治里碎片化和国际秩序出现的问题归咎于他们，声称是这些国家在挑战西方界定的“全球自由秩序”。这是西方利用其国际话语体系主导权给这场事关世界前途的辩论定调，希冀占据国际秩序转换期的道义和话语制高点。
究竟何谓“自由政体国家”，何谓“非自由政体国家”？这种以西方意识形态及其话语叙事为依据对国家进行“零和”式分类的做法显然不符合时代发展的现实。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际秩序转换时期往往会触发对未来国际秩序的讨论，而当前对“全球自由秩序”利弊和存续的辩论就是新世纪国际秩序重塑进程的先行。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也需要发出中国的声音。
按照“软实力”创建者哈佛教授约瑟夫•奈的说法，1945年后出现的“自由国际秩序”由一系列松散的多边机构组成，美国借此渠道和网络提供包括自由贸易和海洋航行自由等全球公共产品。弱国则通过这些国际机构获得上述公共产品。以美元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美国海军在全球海洋的“自由航行”来确保贸易畅通，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二战后全球化的再次兴起与发展就是以这一自由国际秩序为制度性保障的。同时，全球自由秩序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了“自由民主国家”数量的急剧增加。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冷战结束，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垮台，西方国家认为其实行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已大获全胜，世界政治体制竞争的“历史由此终结”，世界只有美国这一座“山上的灯塔”了。
然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的发展也不是由西方国家说了算的。冷战结束后，美西方推崇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和“全球自由秩序”盛极而衰，逐步走向自己的反面。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敲响了新自由主义的丧钟，全球自由秩序也由此遭到质疑和挑战。
就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印尼、土耳其等一大批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大潮，力量迅速壮大，改写了全球治理体系和整个世界发展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取得了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奇迹，在新自由主义的废墟上争奇斗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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