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特朗普当选意味着美国将从以往偏向资本到转向社会，对政府、资本与社会的关系所进行的“再平衡”将波及世界。未来的全球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在经济层面上运行，去意识形态化。这并不意味普适价值本身失去价值，而是对普适价值与“特色价值”关系的再平衡，对作为事实的价值多元化的认可。特朗普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向美国传统、精英与“政治正确”妥协，顾及地球与世界，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系就业与科技发展同步，还是在多大程度上“走自己的路”；将在其任期及更长时间影响世界。中国将面临更为深刻的挑战，有必要苦练内功，大力推进内需拉动，进而以此倒逼改革开放。
全文刊于《东北大学学报》2017,2.此处有较大改动。
虽然世界不平静，年年多事，然而基本上沿着过去的轨迹，落在可以解释和预测的范围内。然而2016年因为两件事而注定在世界现代史上成为一个转折点。其一，英国脱欧，其二，特朗普当选。两件大事，一脉相承。英国脱欧开始了某种转折的迹象，全世界已经为之震惊；而特朗普当选，则明白无误告诉世界，转折已经开始。其间，还有一些国家和政党也显示了同样的迹象。
从上世纪末，特别是90年代初原社会主义阵营转向市场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2008年，全球产业链因金融危机而解构，原先被锁定于其中的功能失去了匹配对象，或者继续寻找新的对象，或者设法自我消化。历经数十年的全球产业链瓦解，新的全球产业链未见踪影，在耗散结构理论的分岔图上，世界处于不确定的分岔点附近。各国由“各尽所能”彼此耦合，转向各行其是和全面竞争。这是当前国际形势趋紧的根本原因。各类颜色革命和恐怖活动也有加剧之势。
2008年猝然发生的金融危机本已丢下了第一只靴子，宣告延续近20年的全球化告终，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调整，然而在相当程度上依然沿着过去的路前行。特朗普当选则是第二只靴子落地，彻底打破所有因循守旧的幻想，同时开启在相当程度上带有美国特色的“另类”全球化，或者毋宁说是“逆全球化”。在世界各国中，在不到20年内如此深刻全面介入全球化，非中国莫属。中国，无论是否愿意，必然反过来受到全球化同样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否自觉，特朗普必然将美国特色的全球化强加于中国。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从1978年到本世纪初是改革主导开放，随着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大，对外界的依赖也就更深。金融危机意味着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第一次出现开放与改革不同步[i]，非主动而为，以及不可预测，不可控。如果不做好研究和预案，那么这种情况今后还会在更大范围、以更高频度，以及更强烈度一再发生。
一、全球化中的政府、资本和社会
多数观点认为，特朗普当选使全球化毁于一旦，甚至导致逆全球化。
1. 前金融危机——全球产业链
全球化浪潮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在随后的数年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英国脱欧是一次新的打击，特朗普当选意味着对近20年全球化的清算，清算在一国内部和世界范围政府、资本和社会的关系，在三者之间进行“再平衡”。笔者在文献[ii]中分析了政府、资本和社会三者的关系。2016年9月，全球13位著名经济学家在两天的会议上达成的共识之一是，平衡市场、政府与社会团体的作用。
市场是一种社会制度，需要有效的监管才能发挥资源有效配置的功能。市场本身也不会有实现包容和公平的自发倾向。
政府的运行必须有效。国家在许多方面可以超越市场，如制定规则并建立监管体系。在市场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尤其是金融、卫生和环境方面，以及保护弱势群体及解决过度的收入不平等，政府责无旁贷。在制定产业政策及有效的农业、服务业政策上，政府同样需要发挥作用。政府还须防止因为不平等的加重导致被挟持，而进一步加剧社会、政治及经济层面不平等程度的恶性循环。
公民社会的许多组织形式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一项事务由市场或社会团体来运作更好，那么政府就不应该掺和进去。各个制度发挥的作用具有互补性。以上所论是就一个国家而言。
全球化的最重要标志是，资本走向世界，同时携带着作为商品和不同程度的制成品的巨量资源；数年前英特尔要在国外投资70亿美元，在受到美国国会批评时，英特尔的总裁明确回应说，他作为公司总裁的首要任务不是给美国创造就业，而是给股东创造利润。然而与此同时，政府权力，以及在发展中国家为政府权力辩护的嵌入编码知识的边界，基本上止于国家的边界；至于社会，除了少数精英可以在全球范围（包括在外资公司供职）流动，大多数人无论是否愿意，基本上留在所在国。全球范围流动的资本，与无奈或有意固守国界的政府和社会（包括嵌入编码知识）之间构成深刻矛盾。
一旦走向市场，融入世界，资本便跨越了国界——政府权力的边界，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撇开意识形态的纷争携起手来。欧美输出的资本需要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进而政府权力的配合，以完成产业链中的制造环节，这或许就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的名言：除了通往全球化资本主义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的注解。发展中国家更是对发达国家的资本“求资若渴”。正是在获利这一点，全世界的资本方联合起来。无论是欧美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政府、资本与社会三者关系上，所发生的事态同样是资方获利，在这一点“上帝与魔鬼并无区别”（弗里德曼）。社会中的精英，无论来自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多因全球化而获利。至于社会的中下层，世界各国的共同点是每况愈下，既共同被资本压榨，又彼此争夺工作岗位。1980年至今，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甚至略有下降。欧洲的厂主对工人说，你罢工我就去东欧，东欧工人罢工就去中国，要是中国工人罢工还可以去越南。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Robert Scott认为，从2001到2011年，美国至少有50000家制造业工厂迁往他国，超过230万的就业岗位流失海外。全世界无产者并没有联合起来。如果没有政府的调节，资本所到之处必然是资本对社会的遗弃或奴役，背离甚至对立，进而是资本主导下社会的分裂。
发达国家拿到微笑曲线的大头，买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压低通胀；但主要是财团、跨国公司，以及硅谷和其他领域的精英们获益。原先在制造环节的员工面临失业，降薪、延长工作时间和退休年龄，减少社会福利，社会内部的矛盾日趋尖锐。美国三十岁以下群体中就业不足率达50%，欧洲的情况更为惨淡。美国用移民（更廉价、更温顺）击溃二十世纪美国一度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用移民来分裂和压制美国白人蓝领。有人甚至认为[iii]，美国已经“蜕变为”由国际财团控制的半独立、甚至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占领华尔街”或许就是对此的回应。桑德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民主党下一步怎么走》，直言“数千万美国人以投票的方式提出抗议，表达了他们对一个把财富和公司的利益置于他们之上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强烈不满”。教育不再能改变普罗大众的命运，对于家庭成为负投资，导致反智主义盛行，人口素质下滑，犯罪率飙升（美国人口占全世界5%，监狱中囚犯数量却占全球囚犯总量的25% ），进而又激化了国内种族问题、非法移民问题等潜藏的矛盾。
发展中国家虽然拿的是微笑曲线谷底的微薄利润，毕竟在全球化进程中在经济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特别是农民进城就业的压力。资本方，无论是国资、民资，还有包工头等，以及社会中的精英，无论是直接参与这一过程还是为此辩护者——例如说中国的市场比美国更加自由，中国都没有工会，也在这一过程中赚得盆满钵满。然而在流水线上干活的工人，主要是农民工，较之发达国家的工人更无权利可言（“低人权”，秦晖），甚至不得不开胸验肺。接二连三的群体性事件表明，社会的中下层已经到达可以忍受的极限。全社会（主要是下层）还要付出雾霾等生态的代价，不可持续。这一切表明，被裹挟于或主动投身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难以为继。
凯恩斯早就认识到，扩大贸易自由可以扩展自由秩序，但金融全球化会危及民主。皮凯蒂揭示，资本在生产力要素中具有更大的获利能力。政府必须遏制这一倾向，要是偏向资本，甚至形成权力与资本之间的联盟，社会就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资本全球化的另一项恶果是扫除其他一切价值观念，金钱至上。社会中的精英与资本共舞，社会的中下层失去制衡资本的能力。
各国经由功能耦合形成全球产业链，却在各国内部酝酿深刻矛盾与冲突。一个国家没有内部的协调，最终也难以参与国际的竞争与合作。
2.金融危机——第一只靴子落地，全球产业链瓦解
金融危机虽冠之以“金融”，实质是打断了全球产业链。但有些国家依然沉湎于往日的梦中，寄希望于由外贸解决因产能过剩所致的经济困境。孙立平对特朗普当选的最简洁的评论是：美国人为了变革而选择了不确定性，而希拉里则代表了某种令人失望的确定性。
金融危机表明，在耗散结构理论的分岔图上，世界各国由前一阶段的相互依存走向不确定的分岔点。各国之间全面竞争，甚至兵戎相见。看似各国之间的利益之争，在深层是上述两个失衡：资本与社会关系失衡，以及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之间的失衡。然而在此后的数年内，资本有效地把危机转嫁给社会整体，依然我行我素。社会也开始以各种方式反抗资本，占领华尔街、希腊债务违约、英国脱欧，甚至台湾的“五月花”和香港“占中”事件中，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看到社会对资本的反抗。
3.特朗普当选——第二只靴子落地
特朗普当选，全球化转向的第二只靴子落地，让心存幻想者死了这份心，及早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必须从根本上放下全球产业链，先调整资本与社会的关系，以弥合社会的冲突。不仅是资本获得更多利益，而且整个社会过度资本化，一切都折合成资本，标价出售。各国政府从在不同程度上偏向于资本向社会回归，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由“资本”主义向民粹主义和反建制主义回归。奥巴马为特朗普激发选民激情的能力所折服。“他能够跟支持者建立起一种紧密的联系。这种力量非常强大。”桑德斯认为，民主党必须摆脱与企业权势集团的联系，再次成为以劳动人民、老年人和穷人为基础的政党。
世界各国的资方有可能在一段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分道扬镳，譬如一些外企在中国撤资，先各自处理好与本国社会的关系。全部美国企业在海外囤积的现金，估计超过2.5万亿美元。特朗普承诺税减计划，以及实施对将工作带到国外的企业征收高额进口关税等严惩举措。特朗普说：“那些离开美国的企业将不能不承担后果。离开美国，将会变成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谷歌、通用电气、卡特比勒、英特尔等大公司公布了将部分高端制造业务回迁至美国的计划。
美国将开始一项为期10年的1万亿的基建投资。特朗普在胜选演讲时强调：“我们将修复我们的内陆城市，并重建高速公路、桥梁、隧道、机场、学校和医院。我们将重建基础设施，并且更重要的是，这些重建项目会给数百万人带来工作。”美国基础设施的范围远较中国的范围要宽，交通、能源、医疗等领域都划归这个范畴，更换美国现有的这些设施体系，将提供巨大内需。硅谷的实业界领袖很快会加入特朗普这些计划。大选反对特朗普的马斯克等硅谷领袖已经开始调整立场。
如果国内要大兴土木搞基本建设，有更好的赚钱机会，外迁的企业就会回归美国本土，进而解决就业，提升中下层的收入。精英也会发现，面向中下层社会同样有发展的机会，从而弥合社会的裂痕。
在特朗普当选的数年前，中国政府就已经大力整肃贪腐，切断政府与资本不正当联系，将工作重点移向社会和民生一侧。为了促使资本由东部和城市流向中西部和农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取消农业税和眼下的精准扶贫等，一旦农民在当地可以安居乐业解决温饱，不去东部和城市务工，东部和城市的劳动力紧缺，工资提高，资本获利空间减少，迫使资本流向中西部和农村，以及开展创新和品牌建设。更为深入的措施是防止金融业（如宝能系）侵蚀蚕食实体经济。美国如果税务改革成功，可能引发各国仿效，促使财富向大众转移[iv]。一旦实现各国自身政府、资本与社会关系的再平衡，以及避免社会各阶层的分裂，全球化将在一个新的起点，朝着新的方向，沿着新的机制再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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