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青年于欢刺死辱母者案，自3月24日曝光以来，持续在网络媒体发酵。有文章指出，“在汉代，官吏判杀了复仇孝子，可能会被治死罪。一位叫路芝的县令，杀了复仇的孝子，被笞杀，以谢孝子冤魂。”
如果检视历史发现，“血亲复仇”在先秦非常盛行。自东汉以降，风气为之一变，血亲复仇开始向“刺死辱母/父者”转变。
到了汉章帝建初五年，《轻侮法》炮制出台，根据此法，为遵从孝道而从事血亲复仇活动，触犯刑律者，降罪一等处理。
在法律的支持下，“刺死辱母者”阳球、董仲舒六世孙董黯，“刺死辱父者”魏汤，“为父复仇者”赵娥均得到了减刑乃至免罪，以及舆论的嘉奖。
“杀人者死”，是中国自古以来一条朴素的法制观念，为什么“以父/母之名”就可以不受限制？这背后隐藏的是“以孝治国”。
刘邦要解决“政权合法性”危机（图源：VCG）
不少学者指出，刘邦推翻秦朝建立汉朝，国家政治哲学面临着“宪法危机”，如何解释高祖得天下的合理性成为各学派能否被新王朝信任的关键。
而且与起源于“秦王”的秦始皇不一样，刘邦是一个严重缺乏政治背景与家族资源的“布衣”，除了制造政治神话，宣称自己是“赤帝子”外，刘邦还破除法家“忠于故主”的思想，转而宣传“孝”，即只对自己的家族负责而不是对王朝负责——“非刘氏而王者天下攻击之”。
但刘邦时只是初步提出，真正实现“以孝治国”的是汉武帝。
学者孙景坛指出，武帝一是将“孝治”具体化为用人制度上的“举孝廉”，二是用“孝治”，亦即“推恩令”解决了汉初自刘邦以来一直困扰汉统治者的封国问题。“孝治天下”就成为汉朝知道精神与核心价值。
为了维护“孝治天下”，统治者以身作则，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汉代皇帝都以“ 孝” 为谥号。统治者一方面提倡孝道，褒奖孝悌，一方面运用法律手段对不孝行为进行严厉惩罚。
如果说西汉时期的儒家只是装饰法治的外衣，东汉以来，儒家思想开始深入人们社会活动和思想言行的方方面面，“孝治天下”的政治原则逐渐演化成为以孝选官、以孝施法、以孝求忠、以孝训民邓一系列制度华的行政措施。
在这种背景下，刺死辱父母者，当然是会得到统治者以及舆论的褒奖的，并得到《轻侮法》的背书。
出乎统治者意外的是，《轻侮法》出台后，以“辱父母”之名复仇的案件激增，其中许多案例甚至达不到辱的程度，“辱父母”成为报私仇的一种说辞。
尚书张敏上书指出这一点，认为这样势必造成相杀不止，“今托义者得减，妄杀者有差，使执宪之吏得设巧诈，非所以导在丑不争之义；又《轻侮》之比寝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转相顾望，弥复增甚，难以垂之万载。”和帝不从后，张敏再次上书朝廷谏之，并以“臣想见孔子垂经典，皋陶造法律，推原他们的本意，都想禁止百姓作坏事。不知道《轻侮》之法将用来禁止什么？必不能使人不相轻侮，而更开相杀之路，执法之吏又容其奸枉”为据，再次对《轻侮法》进行了批驳。和帝方下令废止了“轻侮”之法。
张敏虽反对《轻侮法》，但他本人是支持血亲复仇的，只是怕以“复仇”的名义 造成滥杀。这在“孝治天下”的两汉以及两晋都难以避免。
到了唐朝，李世民的皇位经由玄武门之变得来，先是手足相残，继而逼父让位，“忠”“孝”都丧失了合法性。于是他转而打造自己的文治武功，无论是内政方面的贞观之治，还是“天可汗”式的赫赫武功，都有效增强了李世民的“合法性”。
同时，唐朝废除了举孝廉，转而使用科举制网罗人才，“孝”不再是核心因素，对血亲复仇的态度也有了转变。
武则天时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徐元庆案，父亲徐爽因事被县尉赵师韫“所杀”，徐元庆闻知后隐姓埋名，隐匿为驿站仆役，手刃仇人后自缚报官请罪。武则天念其孝心，本来想赦免徐元庆的死罪，不料却引发了当朝大臣陈子昂与柳宗元之间的一场激烈论争。
这是一起典型的预谋杀人案，按照“唐律”之规定应该归入“谋杀”罪。然而《唐律疏议》的内在原则基于儒家“礼”的规范，于是此案从“礼”还是从“法”就引发了一场争议。
最终，陈子昂创造性的解决了这一难题，他认为，既然徐元庆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不如干脆“正其刑”，既维护了国家律法，又成全其“德义”，执行后再“旌闾墓”，以彰其德。
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这或许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其后的统治者，无需再用“孝”构筑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也一直沿用这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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