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玩弄数字。
去年12月，中国之声报道了2012年辽宁“8·4洪灾”中，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瞒报洪灾死亡人数，实际死亡38人，当地仅上报死亡5人、失踪3人。而与岫岩县一山之隔的辽阳市辽阳县日前被曝光在洪水灾害中也瞒报死亡人数。《辽宁日报》当时在报道《戮力同心辽阳救灾初战告捷》称：“没有一人因灾伤亡，财产损失也降到了最低，抗洪救灾初战告捷。”实则有7人因洪水死亡或失踪，其中3人至今未找到遗体。
数字，让辽宁屡屡而成为头条。去年8月，辽宁经济数据造假，被中央巡视组再次点名，巡视组进驻后GDP断崖式下跌；之后，就是这场灾害中两地瞒报伤亡情况。情况不同，但其逻辑起点或有共通之处：数字，成了治理的“全部目的”，掌握了对数字的提供与解读，也就掌握了好坏是非的定义能力。
数字本身是中性的，历史学者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曾提出一个“数目字管理”的概念，也曾引过发对定量、精确的治理体系的思考。但数字作为一种技术手段，还需与思维认知、制度演进的进程同步。技术，是需要通过制度来固定的，否则，数字就有可能脱离信号属性，异化为治理的“目的”。
就以瞒报灾情为例，这是一个在古装片中经常能看到的剧情，时至今日，依然在上演。数字凸显了上下沟通渠道的断裂与错位，数字为当地颟顸作风所垄断，而民众需要救济的呼声不能上达。政治信号传递系统被人为破坏了，那么之后所有的救助，都可能因为初始的信号错误，发生偏差。
甚至为了维系“数字”，可能还必须辅以其他超常规手段，重重叠加，保卫数字。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2012年人命关天的事故，记者通过走访就能查清的情况，却在4年之后才被公之于众。
通过个案要追问的是，这套数字报送的机制，问题究竟在哪？形成了多少年了？在时间段里，有无实质的改进？这些需要得到准确的回答，社会治理的改善程度，才能清晰可见，才谈得上让民众在生活中感受出来。
数字不能围着政绩转，通过对数字的扭曲，灾情变成了胜利，消逝的生命成为了没有伤亡的“奇迹”，本该精确的数字，面貌却极为模糊。相反，应当围绕着数字，建立重重规章制度，过滤所有的干扰。所谓“数目字管理”，并非只是精确到小数点后多少位，而是这一数字本身是可验证、可质疑的，并在反复校准中形成准确的信号。否则，数字就会成为偷懒的捷径，演变成治理意义本身，当治理不了问题，就一本正经地治理数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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