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因高利贷讨债所引发的于欢杀辱母者事件引发中国社会高度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终于以一种激烈的形式呈现在中国民众的面前。虽然中国政府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但迄今为止，这个困扰中国经济增长的痼疾仍未获得有效解决。
在今年两会上，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不讳言地表示：“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始终存在。但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比例每年都在上升
”。然而，于欢杀人事件所折射的问题反应出唯有加大金融创新步伐，才能在“新常态”下为中小企业雪中送炭。
现行国有经济优先体制使得中小企业难以取得金融资源（图源：新华社）
体制结构阻碍货币宽松效果
一直以来，中国的银行体系始终存在资金流向不均的问题，即使央行积极宽松货币供给，但真正能流入产业中下游的货币量却屈指可数。在国有经济优先体制下，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在资金流出央行水闸后便层层截流，也因此，能为中小企业所用的资金只是货币总量中的小头。
对握有大笔资金的商业银行而言，为确保贷出资金能有效回收，习惯将资金优先贷给“知根知底”且享有国家隐形担保的国有企业。长此以往的后果便是银行变相以国有资金补贴国企，连带使得资源配置效率受到干扰。
为提高经济效率，中国政府在90年代初开始扶植地方商业银行与农业信用合作社，目的在于在金融体系内形成更加完善的立体结构框架。城市商业银行的前身是城市信用社，成立之初的主要的目的是就近为当地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通过分层的方式让资金水源从上游的国有部门流向中下游的民间部门。
然而，银行体系虽日渐完善，但媒合资金需求的效率并未出现显著提升。在中国经济持续放缓之际，银行为规避风险而紧缩资金敞口。即使政府三令五申指示不得对企业紧缩银根，但银行的风控层级仍逐渐上升，导致的后果就是银行一窝蜂的向大企业提供廉价贷款也不愿承担中小企业可能出现的违约风险。上游银行的惜贷心态酿成市场对于资金价格持续上涨的预期心理。
作为银行体系的中层部位，城市商业银行面对着“抢不过”大型商业银行的无奈，只能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然而，身处在金融风险高发地带，这类银行的风控意识较大型商业银行更为敏感，每当市场上出现风水草动时便毫不犹豫地断尾求生。正是这种本能性的自保反应，许多
企业讥笑银行是“晴天送伞，雨天收伞”。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放缓，资本“脱实入虚”现象日趋严重，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资金链条脆弱的问题。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中小企业陷入了不得不求助高利贷的困境。也因此，中国陷入了央行加速发行货币，资产价格加速上涨，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逐渐高企，对高利贷需求持续上涨的怪圈之中。
可资借鉴的尤努斯模式
为解决金融资源分配问题，中国政府提出了普惠金融的概念，P2P的普及正是中国政府鼓励金融创新借以提高金融资源媒合效率的明证。在政府鼎力支持下，互联网金融虽迎来了野蛮生长，但应运而生的诸多弊病使得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尚未获得有效缓解。
不过，面对金融资源媒合效率低下的问题，孟加拉却有着极佳的创新经验。为了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孟加拉籍经济学家尤努斯（Muhammad Yunus）成立了“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来为有资金困难的个人提供融资。靠着不断地创新实践，乡村银行已成了孟加拉农村的最大融资口。
据统计，截至2011年，乡村银行向650万借款者提供小额融资服务，为超过70,000个村庄提供信贷服务。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向无担保对象发放贷款的融资模式出奇地成功。据统计，该行的偿债率高达98%，优异的数据热衷于风控的大型商业银行不相上下。凭借着这项创新性发明，尤努斯因此获得了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
无需讳言的是，高利贷在中国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在金融资源分配不均情况下，这个问题不可能因为于欢杀人案而获得彻底解决。如何鼓励商业模式创新，让有需要的人得以用合理的价格取得融资才是根绝高利贷的根本办法。
为此，中国政府积极放宽对互联网金融的法规限制，借以鼓励金融机构从事业务模式创新。虽然相关商业模式创新仍未成熟，
但在中国政府指示商业银行定向放水并辅以金融创新的模式下，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可望逐步获得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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