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直到逝世都坚持认为“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从当今中国思想和舆论界的事实来看，毛泽东的这点判断是准确的。
陈云（左）与邓小平（右），20世纪80年代中共党内的两座大山，分别代表左派与右派
延续着的左右
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马得勇教授自2012年开始，对中国网民的政治立场做了跟踪调查。调查显示，中国网民中，左派只有6.2%，右派则占到38.7%，中间立场者55.1%。
更早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政治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张明澍在“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研”中，得出了一组颠覆很多观察家以往对中国民众左右划分的主观感受，通过数据分析、比对，以左、中、右划分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结果左的占38.1%，中间化立场的约为51.5%，右的占8%。
事实上这个调查早在1988年就已开始，而当时正是中共党内左右两派斗争激烈的年份。中共元老，有“左王”之称的邓力群总结道：单年反右，双年反左。即以邓小平和陈云“两老”领衔的双年和单年的格局。
更早来看，在中共1957年反右运动，确确实实将人分成了左右两派，打击的是右派。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全国共划分右派份子552，877人。至1986年，约剩下5，000余名右派。消息人士称，至90年代中期，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
委屈的左右
不过，无论是政治倾向偏左还是偏右，近些年他们过得并不如意。
首先是左派，尤其是毛左并不好过。在他们看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走在了邓小平带领下的错误道路上，贪官横行和腐败就是错误道路导致的严重后果。他们一方面苦于中国无法回到毛泽东时代，一方面苦于近些年，各种翻新和解读历史文章层出不穷，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遭到种种质疑，英雄伟光正形象纷纷陨落，左派们只能拿着“历史虚无主义”来进行反驳。
例如在2017年初，中国山东一名大学教授邓相超在网上转发讽刺毛泽东的文章后，遭到毛粉围攻，并被校方强制退休。这看似右派学者遭受打击，但实则反映左派目前处于的困境，及其他们对此困境的奋力搏击。在最近的两会后，民法通则中加入了一条：“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可见一斑。
不过事情发生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1月7日在微博上为邓相超鸣不平，另一位北大法学教授张千帆也撰文称：“这是政府在故意纵容左派，打击自由派。”而这两位恰恰是中国左派的“眼中钉肉中刺”。当然右派的发声也可看出，他们感觉到自身不仅受到左派的攻击，而且认为政府在其中“拉偏架”，有着道不尽的委屈感。
这种委屈还体现在媒体管控上。近两年，共识网、炎黄春秋、天则等一些右派喜欢浏览的媒体和图书遭到了整改和封杀。媒体圈、学术圈和思想界明显感觉舆论收紧，“凛冬将至”。可见，右派的日子也不好过。
笔者上周日参加了两场沙龙，主题分别是“运动年代的科学界”和“十月革命与民族复兴”。一天中，笔者经历了从右到左的思路历程，同时也深刻感受到双方的不如意。一面是学者和科学界前辈反思回忆中国运动时期的各种不正常现象，并讨论和哀叹着书中有哪些敏感字眼和段落被删改；一面则畅谈中国伟大复兴最快10-20年完成，同时为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平反，并且为发表在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杂志上的一篇抹黑列宁的文章而愤愤不平，忧心忡忡中担心和平演变，口口声声说中国左派处于低潮之中……
给出的答案
中共为何不愿取一边站，至少满足一方呢？或许习近平在上台伊始便给出了答案。2013年1月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他讲话中提出“两个不能否定”。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任何一方获得强势地位都不利于中国的稳定，或许采取中庸之道才是正解，这也是左右两边都过的不如意的原因，不过也正因此导致中共在左右两边均不讨好的现状。
从历史来看，这其实是邓小平做法的延伸。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基于中国左派势力强大之际，对“左”和右说过一段的著名的话：“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维系着的就是中庸之道。
另外，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一句话就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然而中国当代不再是革命时期，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样的革命思维是需要舍弃的，左右派应该去努力寻求共识，而非美分、五毛、汉奸帽子满街跑。当然更重要的是，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不然中庸也只是徒有虚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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