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天津市市委书记李鸿忠在2016年调任天津后“频繁出镜”，多次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表忠”。虽然他在2017年“两会”没有重提“核心”，但两会结束后不久李鸿忠再次发声，除了继续表忠，更重点聚焦习近平“一号工程”，即京津冀协同发展。
在3月的最后一天，李鸿忠投书中共中央党校下属报刊《学习时报》，直截了当提到：“发挥天津之‘卫’作用，坚守首都安全稳定的东大门。”虽然他此前也强调过“护城河”、“天堑”等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是天津市一把手首次将“天津卫”这个“坊间称号”主动用在官方场合，强调守卫北京。
天津的现实问题与其历史和定位对比形成尴尬（图源：VCG）
与外界形成的一种观感不同，“天津卫”之“卫”，其起源并非相对“北京都”去强调“首卫北京”之作用，而是中国明代的军事制度“卫所”。“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威海卫”都是彼时建制的军事要塞。不过，随着卫所制度破败以及近代中国海上威胁加剧，“天津卫”一词“拱卫首都”之意日趋浓重。
习近平甫上任国家主席之际，曾于2013年5月亲自到访天津，提出京津“双城记”说法。时隔4年，李鸿忠却对天津强调“坚守首都安全稳定”，自降一格。距离中央政府驻地近117公里的省级直辖市多次表态，甘当另一城市“马前卒”，若非李鸿忠“鞠躬成瘾”，必有更上层的协调、更重要的缘由。
一号工程临大考 地方人事率先布局
天津市自2005年以来的十年，曾被国务院赋予“北方经济中心”（北京并未被提及经济中心）、“五大国家中心城市”定位；天津滨海新区也被定位“国家战略”，甚至连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被指利用权力扶植其家乡天津。
然而如此之多的响亮名号却未能长久，“十八大”之后天津化身“一基地三区”，褪去了“中心”光环。此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令人唏嘘的同时也令堪称家喻户晓的“环渤海经济圈”变成“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曾于2013年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的“一号工程”。然而“工程”正式提出近五年，京津冀虽号称受重视，但环境问题、交通问题、资源配置问题仍然严重。在此之下，三地人民能否体会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长三角”一般翻天覆地的改变？
实际观感问题将成“一号工程”的一大考验。
另一个现实考验则是涉及中共高层人事调整的“十九大”已然开始了对地方官员的布局。
在3月末，除了“津门首虎”武长顺受审，天津地方常委也迎来“四进三出”大换血。
值得关注的是，滨海新区经此轮“换班”送走了曾因“8·12”受处分的区委书记宗国英，迎来煤炭央企神华集团原董事长张玉卓。河北省也传出将由深圳市委书记许勤履任省长消息。
相信系牵涉未来“十九大”及京津冀深入布局。
实际感受问题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图源：VCG）
京津冀协同能否更进一步、突破瓶颈，将左右未来中国各地协调发展乃至“一带一路”。成则示范，败则贻笑。本届“核心”首个五年任期即将结束，如何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势必是李鸿忠等地方要员须考虑的问题。
打破独立王国 京津冀需高站位
毗邻中国事实上的政治、经济中心北京，天津一度凭借其工业基础和沿海地理优势持有“中心”称号。但GDP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及摩天大楼高度屡创新高的同时，社会及经济结构、人均收入水平、政府行政效率的提升却对比鲜明。随后的故事人尽皆知，“8·12”爆炸案、独流镇假调料案、“天津大妈非法持枪案”令天津不再是“没有新闻的城市”。
“中心”名号被摘掉，“卫”的作用被强调，可见天津在担任“中心”的数年里，这一称号的实现举步维艰。“懒政”、“独立王国”以及“政治生态遭破坏，好人主义盛行”是中共对它的“把脉”。这从前代理市委书记黄兴国突然倒台时，天津各区“树倒猢狲散”可见一斑。
然而，天津变成“东大门”是否意味京津冀将另立班头，以北京为中心推进“首都圈”？众所周知，首都是中国“天生”的中心，并不需要所谓“中心”名号。不过，中纪委巡视组对北京市的评语“政治站位不高”却和对天津的敲打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城市病”的纾解需要站在“高处”宏观审视“地面”，而非执拗谁在地面的中心。
所以，对于每个有望接替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的人而言，“站位”问题将同样振聋发聩。
从以天津为“北方经济中心”的环渤海战略，到“坚守首都安全”的协同发展，称呼变了，问题没变。尽管北京新机场、通州新城等大项目正稳步推进，但“十九大”过后，雾霾治理、交通一体化等诸多贴近民众生活的实际观感问题也亟待质变。因此，李鸿忠等人除了向身居高处的“一号工程”设计师“讲政治”，也须摈除寓公心态、做好“加减法”，令京津冀一同成为“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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