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4月1日雄安新区的消息公开以来，这几天网上充满各种消息，有探访，有议论，也有猜测。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猜测，就是迁都，而且已经有人开始撰文大谈迁都雄安的利弊。
说实话，当听到“雄安新区”时，我第一反应，是雄县与固安。
熟悉明清历史的人都知道，京南的雄县与固安，很像大北京的城郊，一出城垛子，随便一晃荡，就到了。
看了新闻，才知是雄县、容城和安新。固安北部与北京市的大兴区毗邻，紧靠北京南郊机场，雄安新区三个县的方位，整体
偏西南一些，但离北京的距离也很近，不过一百二十公里左右，开车两个多小时的距离。在“北上广”生活过的人，空间和时间观念与一般城市居民有很大不同，两三个小时，足够“上省”了，而对北京人来说，也就是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办事，打一个来回的时间。这一点，对于理解雄安新区与北京的区位关系十分重要，将来动车建成了，新区到北京南站可能也就半个小时。
新闻称：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历史性的战略选择”，特别是“千年大计”的豪迈表述，很容易引发猜想。对一个国家来说，“千年大计”是什么？奠定国家千年安定之基的，不就是立都吗？新华社的通稿如此措辞行文，让人情不自禁地往迁都的议题上靠。
然而，建设雄安新区，绝对不可能是迁都。
迁都的话题由来已久，甚至民间已“选”出好几个“都城”做备胎，潜在的首都人民更在茶余饭后津津乐道。可见在环境恶化、资源匮乏，人口激增、房价暴涨、城市承载能力过限的条件下，北京作为首都还能支撑多久，早已是全国人民关注和热议的焦点（这个话题至少可推溯到二十年前）。
谈到迁都，人们会举巴西、韩国乃至美国等国的例子，更有人拿我国历史上的迁都和多都制来举例。
都城迁徙在历史上是常态。传说商王朝就多次迁都。周国在灭商前也有几次迁徙。西周初年在洛邑建立新都，这是周朝在灭商后，为稳定关东、继续对“远东”地区的征服而采取的“前出”战略。周实行双都制，但周王仍居故都，直到西周为西来的犬戎所灭，平王被迫东迁，洛阳才正式成为国都——可见都城一动，关系到国家兴亡，不是轻易能言之事。
历史上另一次重要的迁都，是北魏孝文帝将都城由平城（今大同）南迁洛阳。北魏拓跋氏崛起于北方，在它成为一个中原王朝后，为了强化对中原的统治，并应对来自南朝的挑战，有必要将统治的中心南移。这正显示了，
自古以来，立国重心在哪儿，都城就应该在哪儿。
自隋唐结束分裂局面，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都城所在，不仅是皇帝及中央国家机关的驻地，京城左右往往屯驻大军，集聚生活着大量人口，是风化之源、首善之地，更是全国财赋的集中高地。这种局面，至今日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北京发展的最大优势，不就在于它是都城吗？
为什么说古代都城是财赋集中的“高地”，而不是“洼地”？
这是因为在历代在都城的择址上，首先考虑的是它的政治、军事地位与控驭全国的能力，其次才是它是否便于民生，方便全国财赋的供给。
好比唐宋以来，江南经济发达，成为国家最重要的财赋之区，都城百万人口的生活生产物资供应，主要依赖这些地区。但唐代立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就全国大局来说，偏处一隅，交通不便，物资运输会造成大量的损耗，成本代价十分惊人——宛如往高处行船，不仅不能借水势，反而需要大量的人力拉纤，还要建立许多闸口和水道。
隋唐以后的历代都城，政治中心都远离财赋中心，而依靠财赋之区的长距离供养，十分艰难，如登高地。
唐代两都，一个长安，一个洛阳，虽然直线距离非常近，但对于天下上京的粮食财赋，是运到长安，还是洛阳，差别就很大了。如果只运到洛阳，就省便了很多。但是唐朝不可能将统治中心从长安东迁，因为长安对于强化西北方向的防御，实在太重要了！因此，唐代实行双都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在这两种困境中寻求的一种平衡。
北宋实行四都制，东西南北分布，而以东京开封为都城。同时期的辽、金，乃至于后起的元，都实行多都制。需要说明的是，五代到金朝灭亡的二百多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时期（虽然历史书上称北宋为大一统王朝），各国交锋，战事时起，辽宋金元设立多个都城，均是为了强化拱峙和防守的目的，不是都城的功能分工，跟现代意义上的经济首都、行政首都不是一个意思。而论者对此多有所忽略。
明代也实行两都制。明朝开国时本来定都南京，朱棣即位后，强行将都城迁到北京，也就是他的龙飞之地、元朝的京城大都。自迁都北京后，乃形成“天子守边”的形势。其实天子守边，不是明朝才有的，好比西汉与唐，定都长安，距西北强敌很近，亦差似天子守边。
为什么说朱棣是强行迁都呢？因为都城北迁的弊处实在太明显了，群臣都反对，头一个就是江南粮食物资北运不便，消耗太大，民生艰难，如果立都南京，就省便多了。当时群臣都反对，可是朱棣听不进去，硬是将都城北迁了。
无论是从经济还是军事战略上来考量，明朝定都北京，都是弊大于利。朱棣死后，他的儿子仁宗决心将都城南迁，但因为他很快去世，这件事没来得及做。宣宗即位后，仍称北京是“行在”，名义上的都城还是南京。但此时建国已久，行因循之政，天子与群臣已很难再下决心迁回南京了。于是在英宗即位后，就正式立都于北。南京虽名为南都，但除了保留一套不完整的中央级机构，实际上起不到都城的任何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明代除了“南都”南京，还要“中都”凤阳、“兴都”承天府，名为都，皆有名无实）。
清朝灭明后，遂以北京为唯一都城。清朝是北来征服政权，它建都北京，背靠满洲，居高临下，无论进退，都十分方便。而且清朝是真正的大一统王朝，它形成了完备的督抚制度，对全国的控驭力空前强化，已经不需要另一个都城了。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在古代，都城为专制王朝统治的最大堡垒，军事、政治、文化合一，而都城选择以军事政治为第一考量目标，为此不惜付出巨大的经济和民生代价。
现在的北京，作为首都，已不再是军政的“超级堡垒”，迁都面临的根本问题，也不再是都城是否有利于统治全国。现代的都城，就是一个行政中心，极大方便的交通网络，也弱化了都城的区位价值。
但我国首都的功能与古代相比，仍有许多相似之处，就是它仍是全国的超级权力中心，位居金字塔型的权力链的顶端，一个庞大的政府将持续吸附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向它集中。权力，才是北京发展的核心动力。所以人们担心，一旦首都离开北京，北京将迅速衰落，仅仅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而存在，就跟民国时的北京一样。
事实上，如果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不变，不管把首都迁到哪，都无法改变人力物力滚雪团一样，再次大搬家、大集中的态势。而北京建都已久，各方利益关系已彼此融切固着，难以分离，迁都除了造成不可想象的巨大浪费与资源消耗外，还可能付出加速京津冀衰落的沉重代价。因此，北京作为首都的问题，不宜通过迁都来解决；而我国政治体制，也决定了首都功能的高度集中与不可分离性，那种分别建立行政首都、经济首都、文化首都的设想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那么，通过某种疏散或功能区的调整，应是首选。因此，中央提出的“非首都功能疏解”，确实是目前条件下的最好决策。
对于建立雄安新区，与其做种种迁都的猜想，不如就已经公开的政策解读政策——
第一，中央指出，建立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这个关键性措辞，应该不是新华社记者的豪言壮语，但也要警惕记者将听来的领导人的非正式讲话，写入新闻。过去就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已经否定了迁都之说。国家千年之基，仍在北京——自古以来，哪有往百余公里外的地方迁都的道理？
第二，雄安新区的设立，与迁都毫无关系，它应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规定的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的正式确定——不过是“一只靴子”终于落地了。
将来雄安新区接纳的，将是“非首都功能”，那么一些人设想的，将中央部委机关全部迁到雄安新区，在此形成一个“政治副中心”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一度曾有谣传，说将在保定设立一个“副中心”，已不攻自破）。政治上讲正、副，搞两个中心，不符合中国特色。
第三，过去北京的发展与许多大城市、超大城市一样，是摊饼子似的发展，饼子越摊越大，片面追求快速扩张
（如人们开玩笑的，建了五环建六环，建立六环建七环）
，缺乏规划先行观念，也无法在发展中实现对首都城市功能区的再配置。新设雄安新区，改变了“圆型扩散式”的城市发展模式，从一个近似卫星城的地方，单独画出一块地方来，将某种“非首都功能”打包放到这里。这里放实在了，北京城里的滞胀也会得到某种缓解与疏通。
因此，理解雄安新区的地位，必须放在京津冀协同的大格局下，比如雄安新区未来的交通布局，应是融入京津冀三地交通网络，而不是试图建立雄安新区通向全国的交通网。
第四，应该承认，设立雄安新区是被迫之举、无奈之举，而不是像深圳特区、浦东新区那样，是发挥独特优势的逐潮之举。将雄安新区与深圳、浦东并列为第三，实为一种愿景。目前该地区具有何种发展的优势，将如何发展，政策尚不明显。这也是许多人议论纷纷，各种想象，或对新区发展前景提出质疑的主要原因——虽然在中国，政治能产生巨大的动能，但政治、政策毕竟不是万能的。
将是什么力量或优势，推动雄安新区从100平方公里到200，再到2000的飞速发展，这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显然，不可能指望将“权力黑洞”（中央权力机关）转移过去，因为那是“首都功能”，不能从首都转移出去。也不可能将国家级的文化、体育、艺术等事业团体及机构迁过去，因为他们即便不属于首都功能，也没法推动一个区域的发展。另外北京市下属地方机构，似也不应在疏散之类。
雄安新区作为疏解首都压力的承载地，要体现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重要性，也不是集中搬迁一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就能做到的。此处需要一个大手笔！
明代迁都北京，做了十几年的准备工作，为此成立了“北京行部”，下设尚书、侍郎等官员，它的级别高于北京布政司（省），而与南京部院平齐。目前雄安新区是由河北省设立的地方机构（新安筹备工作委员会及临时党委，级别可能是正省级），这一点值得关注。另外天津也已表态支持。据此推测，将来雄安新区所承载的“功能”与内容，可能真与首都北京关系不大呢！
当然，这还要继续观察，看雄安新区的管理体制、行政级别以及行政区划会不会发生新的变化。
作为“畿辅新区”，雄安新区将在未来承载什么样的“非首都功能”？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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