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资本主义的“黑色九月”震撼了全世界。资本主义中心纽约的美国金融炒家为了赚取暴利，毫无顾忌地把百姓的房屋抵押贷款进行了重新包装供炒买炒卖，结果造成多家有千百亿美元身价的金融大户破产，使美国陷入8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中国的奶制品生产商为了抢占市场，昧良心地生产毒害人体健康的奶制品，不仅使数万名婴幼儿深受其害，而且还使“中国制造”的信誉陷入空前危机。两个事件中的经济行为和人性表现都突显了资本主义的特征----贪婪、不择手段的追求利润、道德和责任的缺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体制固然有其优越性，但反复出现的这类严重问题不能不使人对之重又进行思考。
因此，有关资本主义的讨论重又浮上桌面。12年前，也就是80年代末资本主义在冷战最激烈的欧洲战场击败了社会主义之后而被奉如神明的时期，87岁高龄的德国前《时代》周刊社长德恩霍夫女伯爵曾“杞人忧天”地发表了一篇题为《把资本主义“公民化”》的演讲。她的这篇颇具前瞻性的演讲标题9月18日又被《时代》以最显目的字眼在头版打了出来。这篇演讲不甚为中文读者所知，因此将其精缩文本翻译出来。
玛丽咏·德恩霍夫Marion Gräfin Dönhoff（1909-2002）出身伯爵世家，与哲学家康德是同乡----都出生在柯尼斯堡地区。她大学在法兰克福主修国民经济学，纳粹上台后，转到瑞士修业，1935年获巴塞尔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她一生主要从事记者工作和出版业务，从1973年至逝世一直担任《时代》周刊的社长团成员，享有“德国新闻界老太夫人”之誉，曾被认为是德国总统的最佳人选之一。《把资本主义“公民化”Zivilisiert den Kapitalismus》（译注）是她1996年8月30日在德累斯顿领取克斯特纳Erich Kästner作家奖时致的谢词。
《把资本主义“公民化”》
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我们都向往有一个法治的国家，向往自由和正义。居住在德国东部的人民却必须多等了40年才如愿以偿。但我们大家毕竟都等到了那一天；可是我们现在却发现，虽然法治国家、三权分立、多元主义这些先决条件都存在了，我们的社会却并不是一个我们所憧憬的社会，即我们认为在一个极权政权垮台后理应出现的我们所憧憬的社会。
为什么会这样呢？到底缺了什么？我们一直等待的是什么？答案：等待的是一个“公民社会”。但我们所等来的却是一个消费社会，一个，如其他人描述的，巧取豪夺的社会。
我认为，我们必须弄清楚的一点是，自由主义和宽容大度这两个公民社会必具备的先决条件，并不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特性，他必须取之于教育----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自由主义和宽容大度以及公民社会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启蒙运动，即康德所说的人类从由于自身原因而造成的未成年滞后状态中的突破，为公民社会创造了条件。
法治、三权分立、多元主义和开放透明固然是必要的先决条件，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关键是，公民怎样对待这些先决条件，他们的思维观念、他们的行为以及在他们心中占比较大份量的是什么。换句话说：不仅政府负有其责，每个公民对所有一切都同样负有其责。
公民的思维观念和社会的大气候在不同的时代都经历着不同的变化。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整个欧洲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地区，不仅罗马、巴黎是，彼得堡、克拉科夫、布拉格也都是。德国当时是欧洲的思想实验室，是阿尔贝特·爱因斯坦和卡尔·马克思这两个改变世界人物的故乡。
到了19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和各种伟大的发明占据了显著地位。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摧毁了那么多东西的两个世界大战之后，人们的目光转向了经济利益：BIP（国内生产总值）、生产、贸易、尤其是钱。德国已从一个文化国变为一个消费国了。
再重复先前提出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为何让我们感到不满意，虽然今天一个法治国家所应得到的保证都已具备了？为什么人们会一个个退出教会？为什么政党和工会的成员都在减少？为什么公民都在谴责政治家而政治家则都在责怪媒体？为什么在大多数人日子从没过得比现在好的时候还有这么多牢骚？
当然有很多原因。毫无疑问，我们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具有全球化、电脑技术和电子信息传播方式的特征。这个变革时代所将引发的社会政治变革可能比科学技术那个时代的到临所引发的变革还要大。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无以为知、不知所从的未来，这让我们感到恐慌。顺便提一下，如果失业人数越来越多，如果企业之经营有方在于解雇更多的工人，城市之能得以整顿在于解聘更多的职员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办？还有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俄罗斯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会出现新的来自东方的威胁吗？
现实中各种具体的问题自古有之。但今天我们有的是不同的问题，其不可捉摸、无以为名的性质让人感到心情沉重，然而人们经常又不去理清头绪。所有一切抽象思维或超验的思考已悄然淡出，人们思考的兴趣在于生产、消费、赚钱。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可以乐此不疲。但过后许多人会突然感到：这哪是活着的意义啊。
历史上所有重大的变革都有哲学的新知走在其前。没有孟德斯鸠的思想不可能想象会有法国大革命，也不会有美国的独立宣言。
而我们的时代，什么思想的先决条件都没有。有的仅仅是各种意识形态，而这些意识形态还被扭曲了：保守的意识形态被希特勒给扭曲了，他把右派的价值观搞得荒谬之极；左派的意识形态则被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残酷化搞得面目全非。所幸存下来的便是市场经济了。
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市场经济是无以伦比的。但要它给予人的生活赋予意义，它实在难于胜任。它的占有性非常强。市场经济要求人必须全心全意投入于其中，不容许有任何其他“神”的存在。它的本质是竞争，它的发动机是利己主义：我必须比别人更好，必须生产得更多，必须赚得更多，要不然我活不下来。
人的注意力一集中在这种原则上面便导致所有精神、文化的东西都被挤在一边而越来越多地被忘却了。
导致这种状态的主要原因可以追溯到无宗教的世俗化与资本主义的相互作用。但如果人们现在认为可以摈弃世俗化而返回原状，那是大错特错了，那是做不到的事。然而，两千年来，宗教已多次被取消过，最后的一次是以理性来代替宗教的启蒙运动时期。可是，在紧急困难时期，人们还是会想到宗教，并给它恢复了它应享有的合法地位。
至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人们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都必须保留它们而不能废弃它们。它们所需要的可以说只不过是“公民化”而已。我们需要给它们设立界限：自由如果不受自我约束，其将导致的后果是：在经济领域里无可避免地出现你争我夺的局面，而最终则将出现人们都希望有一个“强人”来收拾局面。
我们可以在我们欧洲的东部，最明显地在俄罗斯，观察到这一切。从一个计划经济要想一夜之间变为一个市场经济，或者从一个独裁的社会要想一夜之间转换成一个自由宽容的社会是办不到，也不足为取的。
一个转型社会所必须具备的是，首先它必须具有某种必要的政治结构。不然的话，转型的后果将是黑手党一类的人占尽便宜，因为那些不择手段最“先得月”的人便是那些肆无忌惮、敢于坑蒙拐骗的人以及那些潜在的犯罪分子。
但不仅是在欧洲东部，在欧洲西部我们也看到那种只考虑个人私利、不为整体利益着想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后果。各种贪婪无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了：以前在最高层的圈子里从来没出现过这么多的贪污事件----欧洲各国都有许多部长因贪污而丢了其内阁职务。
人们通常具有的是非感----那种什么能做和什么不能做的是非感，在缺乏道德原则和道德制衡的情况下已如此地萎缩淡薄，使人们不禁要问：一个社会在如此情况下还能生存下去吗？
在历史任何时期，除了物质和实体的事物之外，能使一个社会保持其凝聚力一向是一种不同性质的东西。在原始社会阶段，那就是对祖先的崇拜或某些传统，其后是宗教或属于某种共同文化的意识。不管是对祖先的崇拜、传统、宗教或共同意识，在任何阶段都一定有一种创立人类行为标准的“东西”，一个社会没有这种“东西”是不能存在的。
没有一个道德的最低共识，日常生活中的残酷化将与日俱增；今天没有一天报纸不报道有某人被枪杀，因为他有碍于某人；或者有小孩杀了流浪汉，为的是体味个中滋味；或者有未成年人袭击一个有色人种人，因为他们认为他不该来到这里。
人们决不能容忍情况如此恶化下去，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道德的价值如何能复登高位呢？树立权威于事无补、各种法规同样无效。那到底还有没有一个存储社会共同感的潜在储能库可供挖掘调动呢？
在我看来，那些百万公民为反对歧视外国人举行的人链烛光游行证明了人类的团结博爱感还是可以发动起来的。这还可以从公民要求共商大事、要求参与做出决定的越来越强的声音看得出来。不是公民对政治感到厌倦，而是他们觉得政治家应该更积极投入、更果断地处理一切事物。
但有一点人们必须明白的：要使人们的意识心态能改变过来是不能通过建立任何体制，也不能通过发起任何行动来实现这个应追求的目标的。要实现这个目标只能通过公民自己。这确实有赖于我们，有赖于我们每一个人。
译注：zivilisiert字面上的意思是“文明化”。作者在演讲中多处使用了civil society, zivil, Bürger, Bürgergesellschaft这些和“公民”有关的词，读了整篇演讲稿就知道作者强调的是富有人权感和责任感的“公民意识”的重要性。况且，资本主义是文明的产物，如果把此演讲题目翻译成“把资本主义文明化”则意义不太通。其实“文明”civilization这个词源自拉丁语civis“公民”----一个生活于法制统治下的古罗马居民。到了18世纪，“文明”的意义才演变成相对于野蛮、落后、未开化等的反义词。明显地，中文“文明”一词不可能隐含地包括了古罗马时期的“公民”意义。此篇演讲的德文zivilisiert若写成zivil-isiert，作者的意思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胡祖庶2008.9.27译于德国法兰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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