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决3•18“太阳花运动”领导人黄国昌、林飞帆、陈为廷等22人全部无罪。此次屈服于社会舆论和政治正确的判决，开了以“公民不服从”名义豁免法律处罚先河，成为台湾司法无能的又一个注脚。而且，如果台湾军公教退休人员打着“公民不服从”的旗号冲击立院阻挠年金改革，蔡英文当局又该如何面对挑战？
黄国昌为代表的学运新贵们登堂入室，普通参与者则回归了原来的平凡生活（图源：中央社）
台北地检署是以涉嫌煽惑他人犯罪、妨害公务、违反集会游行法等罪名起诉林飞帆、陈为廷、黄国昌等22人的。但台北地方法院合议庭在将“公民行使不服从权”的七大要件逐一比对此案后，认定此案完全符合七大要件，众人进入立法院并非“无故”，有“行使公民不服从”的正当理由，并据此宣判22人无罪。
尽管台北地方法院判决时对外宣称参酌了国内外相关学说与实务见解。然而，“公民不服从”的概念虽然在“太阳花运动”期间和之后为台湾司法界、学界和媒体关注和讨论甚多，但人们在“公民不服从”的法理、原则、界限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多争议。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朱松玲在接受多维记者访问时，认为台北地方法院以“公民不服从”的名义径直宣判这22人无罪，是以政治判断替代司法审判，是台湾司法无能的一个注脚。
“公民不服从”的首倡者是美国的亨利•戴维•梭罗，他认为如果一项法律很清楚是不正义的，且法律制定过程并不是设计来快速消灭不正义之法律的，公民就有权利不服从该法律，而非按照法治国家的传统，在不正义的法律修改之前继续遵守它。例如，梭罗认为美国奴隶制度是不正义的，而当时的联邦法律始终不能废除这一不正义的制度，于是他便选择违反联邦法律，拒绝缴纳联邦税。
印度的圣雄甘地、美国的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和南非的曼德拉继承发扬了梭罗的思想，并以此为盾对抗不正义的社会体系，“公民不服从”也成为公民运动领袖和民主斗士们守望相传的父辈旗帜。
曼德拉被视作“公民不服从”的先驱者之一，几乎将牢底坐穿（图源：VCG）
但是，美国政治哲学大家罗尔斯在论述“公民不服从”的概念时，特意强调行使“公民不服从”的前提之一是“愿意承担违法的后果”。而甘地在以“公民不服从”之名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也一再谆谆告诫追随者，不得侮辱咒骂执行公务之警员，不得反抗警员之拘捕。
可见，无论是政治学者罗尔斯，还是政治家甘地、曼德拉等都在小心翼翼地使用“公民不服从”的概念范畴，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玩弄危险的游戏，是为了对抗不正义而被迫打开潘多拉的魔盒。因为“公民不服从”会消解掉社会对司法权威尊重和敬意，一旦失掉法治约束的民主就很容易滑向民粹主义和多数人的暴政。
因此，无论是梭罗、甘地、马丁•路德•金还是曼德拉，这些公民运动的先辈们没有一个人把“公民不服从”当做免罪金牌，去寻求豁免法律处罚。梭罗、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这些“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先驱都曾因触犯法律被投入监牢，其中的曼德拉更是差点将牢底坐穿。
其实一审法官同情亦或支持“太阳花”运动诸君都情有可原，公诉检察官也曾帮被告求情请求轻判，但即使判缓刑也是好的，也足以彰显法律之尊严，一审法院却直接宣布无罪。破坏立院议事秩序、打砸国家公物这么明显的违法行为，法官竟然以正义之名一笔勾销。难道在实行民主制度的台湾，公民表达政治诉求，非要通过践踏民主场所的神圣来实现吗？
“太阳花运动”之后，爱台湾和台湾意识成了台湾最大的政治正确，台湾人常常嘲笑中国司法“讲政治”，然而台北地方法院的一审法官做出如此违背司法原则和专业精神的无罪判决，难道不是因为服从这一政治正确或者迫于这一政治正确的压力？在台湾这样的大陆法系国家，竟然可以在法律无明文规定之下，只要打着爱台湾的正义之旗，。就以“公民不服从”的名义豁免这些人的法律处罚，这让“公民不服从”在某种程度上和中国文革时期的“造反有理”有了异曲同工之处。
一审宣判之后，被起诉的22人一片欢呼，林飞帆更在受访时呼吁，法院有关“太阳花运动”的后续审判皆循此例。那么，反对年金改革的“军公教”退休人员是否可以效仿学运新贵们，以“公民不服从”之名冲入立法院阻挠法案通过呢？想必作为今日立院多数派的民进党和“时代力量”都不会答应。
“公民不服从”已经成为绿营敲打台湾政治建制派的御用工具，他们正在撸起袖子解构九二共识，解构台湾的国族认同，解构台湾的历史记忆，甚至解构中华民国。眼见台湾司法屈从于社会舆论和政治正确，蔡英文只会以尊重司法之名继续放纵台湾的民粹主义力量，以制造和加深台湾意识和中国意识的对立，达到其“实质台独”的目的。好在台北地检署已经上诉，期待二审法院屏蔽政治因素的干扰，能以司法判断取代政治考量，还台湾司法一个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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