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并没有承认这个政府。随后爆发的朝鲜战争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破灭。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中美两国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改善双边关系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在一系列秘密接触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使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但这只是开始，中国领导人每次访美的背后都隐藏着不同的信息。
邓小平：中国将走向开放
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应邀访美，与卡特总统在白宫会晤（图源：VCG）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应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到美国进行了九天的正式访问。
就在访美前夕，邓小平会见美国客人时，曾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他说：”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点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
曾陪同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李慎之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邓小平如此重视美国是因为他认为，要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首先就要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
遏制苏联扩张成为此次中美高层会晤的重点内容。邓小平称越南是东方的古巴，苏联、越南是所有周边国家的威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长期的和平，中美应该联合行动遏制苏联。
在这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后，双方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在教育、商业、空间方面进行合作的协议。邓小平表示，这只是个开始，清晰的传达出中国要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
不过对于两国人民来说，这些高层间的谈判远不及邓小平在西蒙顿马术竞技场中，接过17岁美国女孩凯莉赠送的白色牛仔帽并戴在头上。这位年轻时曾留学欧洲的中国领导人，用这种西方人最能欣然接受的方式，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传统看法。
江泽民：要经得起考验
邓小平访美后，两国关系虽有起伏但还算平稳。不曾料到的是，中美共同的战略对手在1991年轰然解体，柏林墙也被推倒，中国的抗衡作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共同的敌人既然已经消失，双方的公开矛盾开始增多，冲突也日趋尖锐。
不过，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作为新兴市场有着巨大的潜力，美国前驻西班牙大使理查德·卡彭撰文呼吁美国应当认识到中国机遇的迫切性，”中国向世界其他地区展示了巨大的市场潜力，许多国家都在利用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机会，而美国的多数企业家还在场外旁观，这是一个大问题。“
此时的中国也有一个新的建设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新的利益的基础上，虽然双方从最惠国待遇到人权，从贸易逆差到知识产权，从地区安全到核不扩散，从西藏问题到台湾问题，摩擦不断。两国的首脑在1993年的西雅图APEC上会仍然是取得了共识，中美关系改善。
随后而来的台海危机不仅让中美关系降至冰点，甚至使双方一度走到战争边缘，险些葬送江泽民与克林顿会晤的成果。
在台海危机解决后，1997年深秋时节，江泽民夫妇开始了一次非常郑重的美国之行。这次访问，对中国领导人来说需要将两国关系纳入稳定的轨道，不能稍有风吹草动便成危机。
美国也有此意向。1996年5月3日，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阐述关于预防性防御的新观念的演说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的一个大国，我们与它有重要的共同利益，也有强烈的分歧……我们相信，事关战略意图时，接触几乎总是比漠视要好。“16日，克林顿总统在亚太名人的晚餐会上明确发出希望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
1997年，就在江泽民访美前夕，克林顿安排在美国之音上发表了一次讲话，专门论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列举了六个方面：维护全球和平发展繁荣和稳定；在亚太地区的建设性合作；经济和贸易关系；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打击贩毒和有组织的国际犯罪；环保和能源。
虽然两国领导人达成了共识，但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1999年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以及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都成为危机，直到”9·11“恐怖袭击后，美国不再将中国看作最大的潜在威胁后，中美关系的稳定基础终于打下。
胡锦涛：重新平衡
2011年1月19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一同出席了当晚的国宴（图源：AFP/VCG）
2010年，中国GDP超日本正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发展以及未来可能增强的军事实力让美国人很着急，奥巴马“绝不当老二”的呐喊正是这种危机感的反映。
在美国舆论中不时冒出“中国威胁论”等论调，美方少数政客也宣扬对中国进行“遏制”声中，胡锦涛第一次国事访问美国，在他卸任前一年才成形。
此次访问，胡锦涛带来450亿美元商业合同，为美国创造23.5万个就业岗位。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利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势可以帮助美国摆脱经济危机。
在此基础上，中美第一次将双边关系定位为“合作伙伴”。但这种伙伴关系备受考验，美国对华不断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同时推行亚洲“再平衡”战略。
在访美时，胡锦涛已经表明了态度：中国将以所拥有的相对实力为基础来应对美国。他明确表示，中国有意开放市场，实现汇率自由化，并改革政治体系，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将按自己的节奏行事，不会屈服于美国要求实施更快或更广泛的改革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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