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什么

我想说什么……

今天，拿到了我在**出版社新出的，一本书，书名叫《新地缘政治经济学结构：进化与治理》。这件事，我心里汉不是滋味。按说，新出版了本书，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是应该高兴的事，但是，人世间很多事情就出在“但是”身上，但是我或多或少高兴不起来，但是我或多或少有些羞愧。为什么呢？还得从头说起。

几年前，我申请到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向国家经济安全的地缘政治经济学研究”，作为项目负责人，我提出了基本的观点，我认为当今世界已经形成新的三个世界，即金融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世界）、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世界）和资源开发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世界），所谓地缘政治经济学关系，接触的就是这三类国家在博弈。于是，连续安排我的博士研究生熊文、陈志健、胡敏、王宇和一些硕士生参加这项工作，展开研究证实这一观点，发现新的现象。按照基金要求，项目计划出版两本专著。其中一本书是以熊文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的，《新地缘政治经济学框架的建模与模拟》，这时与出版社签订合同，决定出版第二本书。后来这个研究工作主要由我带领胡敏和硕士生韩钰完成，他们发展了早期项目提出的模型，完成了政策的数值模拟。这样以胡敏博士论文为基础，由我指导着完成了这本新的书，《新地缘政治经济学结构：进化与治理》。胡敏为这本书的写作，付出了辛勤的拉动，特别是她做博士论文时正在怀孕期间。由于这个劳动，胡敏理所当然地应该是第一作者，接替她工作的王宇作为第二作者，我提出了基本的思想和观点，对他们的论文和书稿做了最初和最后的修改，这是导师的责任，也是理所当然的并且作为责任人----通讯作者，应该放在作者群的最后。没想到，书排版完成了，出版社发现当时的合同我是第一作者，只能王铮作为第一作者。我反复申请，编辑同志说，出版计划是出版社上级单位批准的，作者次序不能更改，如果更改，他们要受处分。我不能埋怨编辑和出版社，他们也是明哲保身。结果身为书稿主要执笔者的胡敏降为第二作者。这时，我曾经想放弃出版，可是面临着出版社经济损失谁来赔偿的问题，咱们毕竟好一个”穷“字了得，而且大家辛辛苦苦的完成了科研任务，也需要发表，贡献给社会。经过商量，几个作者接受了现在书上的排名，而我，作为第一作者，或多或少保持了惭愧。

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流行通讯作者制度，论著排名，导师名字总在后面，本来我们一辈的导师也保持这种风格，我的导师严钦尚就是这样。对大家集体完成的工作，他要求把有贡献的都列上，他说，列上别的参加者的名字，你（项目负责人）不会掉块肉；不列上，就在别人心上扎把刀了，这个研究团队就没有活力了。遵循导师教诲，多年来我坚持”贡献者人人有份；谁做的主要工作，谁排第一“的这个传统，是继承，也是悼念。  朋友说，你这样，你会吃亏的。我说，连这点穷酸气也没有，我就不是读书人了。

可是到了中国最近几年，发生以排名顺序论功行赏的了”文无第二“的风气，而且影响“一辈子”，排名偏后的作者在讨论成果时不被承认，可笑的是，排在最后的通讯作者，贡献可能是最大的，也是责任最大的，反而成为可有可无的贡献者，这是一种“官本位”文化。这种官本位文化导致了许多师生的矛盾和成果的误判。我所知道的一位先生，留学回来的，坚持了西方作者排序的优良传统，结果在申报院士时，被认为第一作者文章太少，吃了大亏。另一方面，西方期刊不知道中国人的“官本位”排序习惯，习惯把排名最后的作为责任人，误了学术交流。我就知道一个故事，只不过在这里不好说。所以，中国一定要把国际的学术作者排名模式学过来，其实有排名的都是贡献者，“武无第一，文无第二”的这种不良的管理“潜规则”， 是不利于创新的。早上，看到一个微信，据说美国前副总统拜登评价中国说：“你们说不出任何一个创新项目，创新变革以及创新产品是来自中国”，我感到心里沉重。毕竟不是爱迪生时代了，靠一个人的创新是不能适应时代的，要发挥集体的力量，而这种集体力量的发挥，必须承认每一个参与者的贡献，发挥每一个参与者的力量，切不可把所有成就都归功于项目负责人，以集体的完成的名义让领导人或者第一作者侵占成果，不承认每一个参与者的存在。总之，我们的这种“集体贡献文化“，”文无第二文化“，一定要破除。这样我们才能推动创新。

顺便说一句，第五章的题目“人民币汇率……”，“人民币”三个字 这里文不对题，书中，讨论的是一般汇率问题，对 美元、对卢比，模型与方法，都应该是有意义的，只不过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这里多以人民币为例。而且治理与管理是两个意思，治理强调组织的参与方，合作、协调、保障各方面利益的精神，与平时说的 操控、control，意义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