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得好：“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我渴望这样的人生，也愿意为这样的人生而竭尽全力。
——万长松
歧路中的探求
平凡的日常生活史差不多都是一样的，而推动人类社会变革的历史则是曲折而充满各种苦难和矛盾的历程。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正是这样的不平凡的历史，而对这一历史的总结，尤其需要理性和客观的眼光。当前，由于世界形势的巨变和历史思潮的走势，人们对苏联的评价大多是负面的，至于苏联和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则是一个小小的学术角落，处于几乎已经被人们遗忘的冷僻荒凉的边缘地区。正逢盛年的万长松竟以全部精力在这个学术角落里默默地垦殖，并将自己精心培育的《歧路中的探求—当代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这株绚丽的鲜花奉献给我们，站在今天的历史节点上，这一力作引发了我的绵绵思绪。
在我国，苏联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这一学术域是龚育之先生开拓出来的。龚师回忆说，从20 世纪50 年代中到60 年代初，“曾经两次对苏联这方面历史进行过集中的了解和研究”，“这方面”指的就是“有关苏联自然科学领域哲学争论”。龚先生指出，当时这项研究的目的很明确，是“为了总结历史教训，纠正‘左’的错误，以便贯彻执行我们党提出的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方针”。“文以载道”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治学的精神圭臬，历史地看，基于20 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语境，把苏联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置于时代的大纛之下，是时势使然。1978 年7 月13 日，在北京市委党校的礼堂举行的“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上，龚师做了题为“自然辩证法工作的一些历史情况和经验”的报告，我在台下亲耳聆听了这次讲座，主题正是对苏联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走过的弯路所做的系统反思。1982 年10 月28 日，他在重印这份讲稿时说，这篇讲话是在四年多以前，“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了系统的拨乱反正，大家对历史经验的认识大大加深了，在自然辩证法领域也是如此”。一年后，我受龚师委托编辑“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丛书”，他对我耳提面命，那编辑方针赫然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研究历史，是为了现在”。20 世纪80 年代是中国学术复兴的火红的年代，人们心中燃烧着寻求真知的热火，毫无畏惧，一往无前，西方科学哲学不再是禁脔，波普尔和库恩等的理论一下子成了思想解放的思想工具，而我和几个朋友却觉得应当旁行以观，把目光转向正在变革中的苏联。我们觉得，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苏联科学技术哲学所提供的思想资源，对改革开放的中国是十分有诱惑力的。几位同道于是另辟蹊径，在龚育之等前辈学人的支持和扶植下，开发了这个新的研究空间，当然，那时还是有明确的现实指向的，所瞄准的主要是苏联改革的哲学理论基础。
为学术而学术确实超然，就具体论题的探索来说，中立的立场也的确是追求真理的前提，但学术研究的整体却是无法脱离价值方针的选择的。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常常被人误解，以为克罗齐是以实用主义态度把历史看成只是为现实服务的工具。其实，克罗齐此语本质上是说，过去只有和当前的视域有所（不同程度）重合，才能为人所理解，所以他又说：“历史学绝不是有关死亡的历史，而是有关生活的历史。”记得就在1978年那次讲习会的报告中，龚先生引用了一句马克思的话：“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这段话真是精彩极了，我查了许久，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找到它。苏联科学技术哲学的滔滔思辨，终究要受生活实践和科学实践的检验，对其成败利钝的反思构成了苏联的科学编史学。随着冷战落幕和苏联解体，“历史终结论”一度成为西方对人类未来的盖棺定论，苏联的一切连同它的所有学术成果，都被弃之如敝屣。但是形势比人强，曾几何时，连弗朗西斯·福山本人都放弃了这一论断。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后工业时代社会矛盾的暴露，马克思的理论正在重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学说和观点都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检验。保罗·托马斯在《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的当时和现在》一文中，引用戴维·麦克莱伦的话说：“纵观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马克思也许对20 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物一直都在进行检验。”苏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虽然有惨痛的教训，但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提供了大量新的生长点。对这一点，西方严肃的苏联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者自有公论。美国著名的苏联学专家格雷厄姆一直对此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具有优势的哲学世界观，所代表的是科学导向的、理性的、唯物主义的研究方式，“现代苏联辩证唯物主义是一项引人注目的思想成就。把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初始见解阐述和发展为系统的自然解释，这是苏联马克思主义最新颖的思想创造。在其最富才能的倡导者手中，辩证唯物主义无疑是理解和说明自然的一种真诚的和合理的尝试。凭借其普适性和发展程度，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解释在现代思想体系中无可匹敌”。他认为许多杰出的苏联科学家真诚地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对科学的启发意义，并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格雷厄姆通过大量案例分析，用确凿的事实证明：“辩证唯物主义一直在影响着一些苏联科学家的工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影响有助于他们实现在国外同行中获得国际承认的目标。”
苏联科学技术哲学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试金石。一方面，在十月革命之后的70 多年的探索中，反复检验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真理性，验证了这一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启发价值。另一方面，通过比较苏联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不同范式，特别是和后苏联时代（即所谓新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哲学进行关联性研究，可以揭示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的普遍规律，不但可以认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的历史命运，而且有助于预见世界科学技术哲学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的一般趋势。
在苏联的人文社会科学中，科学技术哲学地位比较特殊。从根本上说，科学技术哲学主要是对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研究过程和方法进行的哲学反思，所面对的是事实判断，就对象本身来说，是与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较为疏离的。尽管可以对科学认识的过程和结果做出不同的哲学解释，但是与研究对象的符合始终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中立指标。萨多夫斯基说：“尽管科学知识的哲学观念可能有本质的区别，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马克思主义和新实证主义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这些哲学解释所面对的模型，如科学知识的演绎模型，却可能是相同的。这表明模型对哲学解释的相对独立性。”这使科学哲学研究得以避开政治敏感问题，因此如布莱克利说的那样，科学技术哲学“本质上是附属于苏联哲学运动的其他方面，所以也许是现代苏联哲学部门中最游离于教条边界之外的领域”。也许正因如此，这一领域在苏联哲学中独放异彩，许多成果在世界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弗罗洛夫评价说：“我们可以说，我国对科学哲学的研究现在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达到世界水平。”斯焦宾也认为，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直接相关的方向，“长期以来是显示为最富创造性和最有建构性的”。
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对待前人的学术成果应当从“照着讲”到“接着讲”，最后发展到“对着讲”。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学术界对本土的科学哲学正在努力超越，这首先是形势发展的结果。1997 年，马姆丘尔、奥伏钦尼科夫、奥古尔佐夫等三位权威科学哲学家出版了《国内科学哲学：初步总结》一书，对苏联及解体后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功过得失做了全面的评述，其中对苏联时期的研究成果有的“照着讲”，更多的是“接着讲”，亦即有所修正和引申，但也有的是“对着讲”，对以前的结论提出批判。作者说：“我们生活在转折的时代—剧烈转折的时代。一切都改变了：兴趣、风格、价值和观点。这些改变也涉及科学，而且不能不在直接同科学相关的智力活动领域—科学哲学打上自己的印记。智力运动已经在科学哲学中聚集了巨大的力量，其代表人物力图证明，科学的‘成年时代’已经到来了。在现代文化中科学和科学理性已经不起也不应起支配的作用了，因为它们似乎不再为其所荷载的信念辩护，也不仅不给人带来福祉，反而成为不幸的缘由。对现代科学现象的诚实公正的分析，对指向科学引发的忧虑和与之相关的期望的研究，可能是科学哲学家对上述心态的最好回应。对科学现象的思考过程应该继续下去，正像对这一过程本身的批判分析过程应该继续下去一样，这一过程不断促动它、给予它新的动力。”
万长松的这一成果是对前人在这一领域研究的重大推进。如果说，龚育之的《历史的足迹》主要是总结20 世纪上半叶苏联在科学和哲学关系方面、斯大林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发展方面的经验教训，孙慕天的《跋涉的理性》把注意力聚焦于苏联反主流派，特别是20 世纪后半叶改革派科学哲学家的理论突破，那么万长松的《歧路中的探求》则是对世纪之交新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线索的梳理重构。该书没有以苏联解体为隔点截断苏联的文化思想的发展，而是认为俄（苏）科学技术哲学是一条“川流不息的大河”，这是一种宏阔的历史眼光。万长松以20 世纪苏联哲学界“六十年代人”发轫的新哲学运动为原点，追溯近30 年来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演变趋势，慎终追远，匠心独运，因为正是那次以认识论主义为标榜的思想运动，突破了教科书马克思主义的藩篱，打开了科学哲学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闸门。该书提出新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三个范式，即多元论、文化论、人中心论，准确地抓住了这一转型的理念进路，慎思明辨，探赜发幽。该书指出，新一代的俄罗斯科学哲学家正在不同的道路上，以不同的方式，探索着科学哲学发展的新路。在我看来，如果说凯德洛夫、伊里因科夫、科普宁是俄（苏）新哲学运动的“老三驾马车”，弗罗洛夫、斯焦宾、施维廖夫是“新三驾马车”，那么万长松重点论述的罗佐夫、奥古尔佐夫、盖坚科就是“后三驾马车”。主角的更迭清晰地勾勒出半个世纪以来，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的洪流阶段性推进的历史轨迹。道路崎岖，但是思想在发展。俄罗斯学者巴扎诺夫说：“主张俄罗斯哲学思想和研究正在衰落是夸大其词。”该书正是通过深入梳理俄（苏）科学技术哲学一波三折的曲折发展道路，窥视俄罗斯哲学思想进步的历史轨迹的。
《歧路中的探求》概括了新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总体倾向是工具主义的衰落和社会文化主义的勃兴，这也切中肯綮。近年来，俄罗斯和西方的苏联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21 世纪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这一新取向。例如，2005 年俄罗斯学者奥古尔佐夫在欧洲的《东欧思想研究》杂志上撰文，肯定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优势在于：把科学视为人类精神的普遍劳作，突出了科学的社会性，使科学哲学研究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把科学研究的过程和结果、科学和权力、科学和生产、科学和社会组织结合起来，强调了科学活动的社会-历史和社会-文化语境分析。阿罗诺娃则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元勘研究纲领的博士生，她是论文《苏联科学研究的政策与语境：十字路口的苏联科学哲学》的作者，该文主旨是讨论苏联的科学建制和科学反思模式如何主导了苏联的科学编史学，认为苏美两国的科学元勘叙事的术语具有互文性，而苏联的科学技术革命的话语系统成为苏联官方将其经济设计合法化的概念框架，也是学者们将其局域化以服务于自己个人学术兴趣的概念基础。而年逾古稀的格雷厄姆也集中对俄（苏）科学技术社会语境进行分析，连续推出《莫斯科的故事》（2006 年）、《新俄罗斯的科学：危机，援助，改革》（2008 年）、《单一的观念：俄罗斯能竞争吗？》（2013 年），明显转向苏联科技进步的科技社会学和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他致力于从科学社会学方面解读俄罗斯和苏联在科技进步事业方面的历史上下文。在《单一的观念》一书中，他指出，在3 个世纪的时间里，俄罗斯在科技市场化方面始终一筹莫展，缺乏建立科技进步动力机制的社会条件—科技创新的培育、体现发明和实践的社会价值取向、保障科技创新的经济基础、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等，而这和俄罗斯在文学艺术和纯科学方面的辉煌成就是不相称的。所以整个说来，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哲学已经与科学元勘密不可分，甚至成了科学元勘的一部分。
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关于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已经完成了角色转换，新一代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者正在成长起来，《歧路中的探求》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哲学的振兴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个过程一样，是在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中实现的，这也包括向我们伟大的邻邦俄罗斯开放。中俄文字之交是当代世界文化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科技文化的交流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新一代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者将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与长松名为师生，谊属至友。“萋萋春草秋绿，落落长松夏寒。”长松执教高校，在文化商品化的喧嚣中，常感落寞，但始终坚守着理想主义的初心，不甘沉沦。文化是人化，是化人，就是把人提升到他的类本质，矢志摆脱动物性的嗜欲，在崇高的目标指引下，为文明进步做出奉献。嗜欲深，天机浅，长松淡泊明志，励志高蹈，得以跻身奋进者的队伍，这是生命的荣耀，为师为友，足感欣慰。
孙慕天（“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文库”主编）
2016年国庆节
点缀繁花似锦的学术春天
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文库
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的中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21 世纪以来，在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新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他们无论在目标上，在学识上，还是在眼界上，都有了更高的起点，已经开始回答我在上面所提出的那些新的学术问题。近些年来，他们从新的角度出发，采用新的方法，特别是通过与俄罗斯学者的直接对话和交流，全面推进了这项研究，并且成果斐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研究几乎是与21 世纪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同步的。古人说，明达体用，这批研究成果既在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上有重大的推进，实现了学术本体上的创新，又有直接的现实关怀和强烈的问题意识，显示了重大的实际应用价值。
现在，科学出版社决定把这些成果会集起来，作为“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文库”出版。新时期我国的文化开放是全方位的，且不说对西方的研究差不多已经没有多少死角，就是有关苏联和俄罗斯的研究也几乎实现了全覆盖，但是，唯独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的出版物却寥若晨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这里我不想对此进行追究，因为那是业内工作方面的检讨。应当说的是，感谢科学出版社对学术发展的深切关怀，以超越的学术眼光，把这株含苞欲放的稚嫩花株培植起来，让它在百花园里开放，点缀这繁花似锦的学术春天。
不能奢望这一文库短时期内会引起多大关注，也不应责怪人们对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的冷落，因为对这一领域的误解由来已久，30 多年来，这一学科的边缘化是有深刻历史原因的。然而，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在漫长的岁月里，在这个重要的学科领域中，毕竟结出了而且还在继续结出累累硕果。虽然和一切文化生产一样，其中不免混杂着种种糟粕，但其中的精华却是人类精神文化宝库中的珍品，挖掘、清理、继承、发扬这一领域的遗产，密切关注所发生的变化和最新动向，既是对这个国家学术工作的尊重，也是这些成果本身固有的历史的权利，谁也不应也不能剥夺这一权利。我相信，无论久暂，正确认识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真正价值的日子必将到来。恩格斯说过：“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的后果。……历史权利没有任何日期。”历史权利是没有日期的，但是我们却有义务促进历史进程的发展，这是“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文库”的编著者和出版人共同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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